二
    1978-1998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中西文化碰撞激烈，学术思想活跃。史学史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性成为共识，刘知几及《史通》很自然地受到重视，表现出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特点。综合来看，以下六点内容受到史学史研究者较多的关注。
    1.《史通》的宗旨、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问题涉及到从总体上把握全书的核心所在，以及刘知几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贡献。
    许凌云将《史通》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以“史才三长论”为中心的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简言之，就是辨指归以明史义，殚体统以明史法。而全书的灵魂是融合贯通、批判创新的“通识”观点。“通识”是刘知几判定善恶是非的原则和标准，是其通古今之变的方法（《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纪念〈史通〉撰成1280周年》，《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卢山红认为，《史通》之“通”， 在全书中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详始究终的纵通，指的是用追本溯源的方式向人们呈现历史学某一方面的发展过程。凭借这种方法，刘知几不但把中唐以前许多史学现象的大致轨迹给描绘出来，而且还突出其中的质变，使人们从中获得某些带规律性的认识。二是横通，指的是一种广博的包揽度。它既表现出《史通》一书内容的广博，也表现了刘知几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探讨。而“通识”是刘知几评价一部史书优劣的主旨，而不是最终主旨。刘氏史学评价的最终主旨是在广博而有返约，纵贯而知变化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这正是他求通的目的所在（《关于〈史通〉之“通”的再探讨》，《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赵英从三个方面论证刘知几的史学：一、天命论与英雄史观杂糅的历史观，二、以封建正统观念为指导的历史编纂学，三、以维护封建史学严肃性为目的的史学的批评。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刘知几的史学，在本质与主流方面仍属于封建正统史学（《〈史通〉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江湄指出，《史通》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第一次理论总结。刘知几继承发展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伦理史学思想，要求以儒家人伦社会学说解释历史的变迁，将史学的宗旨和目的总结为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现实社会树立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标准和规范，并制定了一整套自觉贯彻伦理主义史学思想的史学方法论（其核心内容在于对纪传体体例的总体设计），从而实现了“史义”和“史法”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史学上第一个严密的伦理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试论刘知几伦理主义史学理论》，《兰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其他，如陈秉才的《论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 符定波的《刘知几的历史方法论》（《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 赵俊的《〈史通〉方法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许凌云、 王学军的《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方法论》（《浙江学刊》1994年第4期），等等，均对此类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2.《史通》的学术渊源、流传情况及影响。学术研究总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来展开的。对刘知几及《史通》作追本溯源的研究，有利于分清和了解《史通》在学术思想方面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有利于中肯平和地对其进行学术定位。从另一方面来看，通过把握学术活动过程的源流变革，来揭示其发展过程中带规律性的东西更是不可缺少的条件。白寿彝指出：《史通》“在形式上有近于《淮南子》的‘牢笼无地，博极古今’。……在内容和精神上，吸取了扬雄《法言》的传统，以反对诡说异辞；继承了王充《论衡》的观点，以攻击欺惑牴牾；重视了应劭《风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并吸收了应劭辨识人物兼偏长短，陆景品藻贤愚善恶，刘勰评论古今文章等特点。”（《中国史学史论集（二）》）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 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许文重点分析了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思想和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王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批判精神、刘勰的史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编纂形式对刘知几的影响（《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齐鱼学刊》1992年第1期）。符定波认为， 刘知几把“史识”作为“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比孟子说得更明晰、更系统（《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渊源》，《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谢保成指出，刘知几对历史著作的类别、 源流和体例等方面的总结，是直接继承了《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和序论而加以理论化的（《〈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杨绪敏认为， 《史通》与《文心雕龙》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史通》继承和发展了《文心》的某些史学观点，但不乏分歧之处；在对待儒经问题上，两书存在严重对立。因此，我们既不能忽视两书的某些内在联系，又不可简单地把《史通》说成是《文心》的仿效物。而应该客观地比较其异同，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史通〉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研究》，《黄淮学刊》1989年第4期）。
    学术著作的流传及影响，即是其学术价值的一种反映，更是时代思想特征的一种折射。苏渊曾把刘知几、郑樵、章学诚三人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连类并举，辨其异同，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初步总结。他指出：刘知几偏重“史法”，郑樵独具“史识”，章学诚更在“史意”上作创造性发挥。换句话说，《史通》首创，重点放在编纂学上；《通志》继轨，全力集中在“独见别裁”的“义例”上；《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则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要求出发，抑马申郑，强调历史的整体和长流的观点，以建立史学新体系为目标。此文就刘郑章三人对文史批判的卓越成就，进行了初步概括，并把其中不同论点和前后继承扬弃的关系，略加疏证（《读史举要》第八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杨绪敏针对《史通》问世以来，屡遭批评和贬抑， 五代以后，流传日稀的情况，首先论述了《史通》在流传过程中的坎坷遭遇，分析了《史通》流传不广的原因，继而论述了刘知几史学思想对郑樵、胡应麟、章学诚等后世史家史学理论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通》的重要价值（《论〈史通〉的流传及其对后世史学理论的影响》，《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