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作为君主，治国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举贤任能，充分发挥贤人的作用。那么，怎样才能得到贤才呢？刘向认为，国君只有礼贤下士，广开才路，贤人才乐意跟他合作。在《杂事三》中，他记载了郭隗向燕昭王讲述“千金买骨”的故事，燕昭王采用郭隗的建议，敬士从郭隗始，于是“士争走燕”的故事，藉以说明礼贤下士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刘向还多次强调，礼贤不仅能够招徕各国的贤能之士，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使四国宾服，达到匡治天下的效果。在《杂事五》“魏文侯轼段干木”中，他通过魏文侯礼待段干木这样的贤人，秦君慑于天下舆论，放弃攻打魏国的故事，说明礼贤在两国交战中还能够起到退兵的作用。在《杂事五》“齐桓公见小臣稷”中，他通过齐桓公以万乘之主，见小臣稷，五往访乃得见，天下之士因此相率而朝，桓公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故事，说明只要君主以诚恳的态度对待士人，就会得到各方的拥护。相反，如果国君不礼贤，而对臣下肆意侮辱的话，那么，必然会招致“智者不为谋，辩才不为使，勇者不为斗。智者不为谋，则社稷危；辩者不为使，则使不通；勇者不为斗，则边境侵”（《杂事一》）的严重后果。
    第三，广开才路，各尽所长。对于如何识贤、选贤，在《杂事五》中，刘向通过闾丘卬之口提出了他的看法：“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骅骝騄骥，天下之骏马也，使之与狸鼬试于釜灶之间，其疾未必能过狸鼬也；黄鹄白鹤，一举千里，使之与燕服翼，试之堂庑之下，庐室之间，其便未必能过燕服翼也；辟闾巨阙，天下之利器也，击石不缺，刺石不锉，使之与管决目出眯，其便未必能过管也。”因此，上至耄耋老者，下至童颜后生，内至至友亲朋，外至己之仇家，都要惟才是举。对于贤才，不可求全责备，而要用其所长。在《杂事五》“齐桓公任宁戚”中，宁戚以饭牛干齐桓公，桓公在了解了宁戚的才能之后，要任用他。而群臣则认为应该到卫国去了解一番方可任用。桓公则说：“问之恐其有小恶。以其小恶，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难全，权用其长者。”对齐桓公的做法，刘向极为赞赏，他评论说：“当此举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第四，爱贤、任贤必须发自内心，诚心诚意。刘向认为，那种“善善不能行，恶恶不能去”（《杂事四》）的做法，是得不到真正的贤人的。在《杂事五》中，刘向通过“叶公好龙”这则寓言，尖锐地讽刺了那种自称好士，实际上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的“叶公”式的君主。
    第五，爱贤、任贤，就要招纳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栋梁之材。在《杂事五》中，刘向借固桑之口说出：“夫鸿鹄高飞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飞不为高下。”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真正的贤人对于国家的巨大作用。然而，要识别真正的贤人并非易事。在《杂事五》中，刘向举了著名的“卞和献玉”的故事，来比喻识贤之难。刘向感慨说：“进宝且若彼之难也，况进贤人乎？贤人与奸臣，犹仇雠也，于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奸臣进其仇于不合意之君，其难万倍于和氏之璧，又无断两足之臣以推，其难犹拔山也，千岁一合，若继踵，然后霸王之君兴焉。其贤而不用，不可胜载，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献耳。”元帝时，刘向一直在为进贤而退不肖作着不懈的努力，结果像萧望之、周堪、张猛这样的贤臣，一个个被迫害致死，刘向本人也被免为庶人。成帝时，刘向虽复被任用，但因“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不为王氏及居位者及丞相御使所持”，始终不得重用。所以，在识贤问题上，刘向是深有感触的，这种感慨完全是发自肺腑的忠悃之言！
    第六，任用贤人，前提条件是用人不疑，毋信谗言。刘向认为，“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2]“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图之，与愚者谋之。不肖嫉贤，愚者嫉智，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杂事二》）在《新序》中，刘向记述了“三人言而成虎”、“曾参母听三人言而投杼”等故事，说明谗言可畏。刘向一生几次进用，又因谗言而几次下狱，深受谗言之苦。元帝时，他曾在《上封事疏》中指出：“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2]他还作《疾谗》以发泄内心的痛苦。可见，刘向对谗言是有着切齿之恨的。因此，他出自内心地发出“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谗乎？！”（《杂事二》）的感叹。
    第七，刘向认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帮助的关系，君臣合力，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在《杂事四》中，刘向借师旷之口，阐明了这一思想：
    晋平公问于叔向曰：“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识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对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缝，宾胥无善纯缘，桓公知衣而已，亦臣之力也。”师旷侍曰：“臣请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断割之，隰朋善煎熬之，宾胥无善齐和之。羹以熟矣，奉而进之，而君不食，谁能强之？亦君之力也。”
    这段故事出自《韩非子·难二》，《难二》中，韩非强调的是君主的功劳，因而借师旷之口得出的完全是另一种结论：“臣请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后草木硕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而在《新序》中，则突出了君臣两方面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
    刘向认为，君主所要做的就在于识贤、任贤，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无为而治”。他指出：“王者劳于求人，佚于得贤。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杂事四》），“天子居宫阙之中，帷帐之内，广厦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众贤左右也”（《杂事五》）。在《说苑·君道》中，刘向更加明确地重申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人君之道，清静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可见，在刘向的思想中，任贤与无为而治是互为因果的。
    总之，贤人治国思想在《新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已经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思想体系。刘向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