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
    儒家学说有着鲜明的民本思想的特点。孔子主张富民，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为最高的道德追求。孟子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强调“天生之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提出了著名的“舟水之喻”；管仲则提出“君人者以百姓为天”，“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刘向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新序》中，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民为君本。在君民关系上刘向把民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重申了先秦儒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观点，并评论说：“夫执国之柄，履民之上，懔乎如以腐索御奔马。”（《杂事四》）作为君主，受天的旨意来统治百姓，就好比用腐烂的绳索驾驶奔驰的骏马，如履薄冰，“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焉用之？不去何为？（《杂事一》）为此，刘向强调”王者以民为天（《善谋下》），要“无得罪于群臣百姓”（《杂事四》），“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婶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谢之，君能赦之”；而“君之得罪于臣者”则“莫为谢”、“不为赦”。（《杂事四》）因而，必将像夏桀、商纣那样招致覆灭的下场。
    第二，保民而王，与民同乐。保民而王，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孟子重民思想的核心内容。在这一点上，刘向同样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这一思想。正因为看到了民对于君主统治的重要性，刘向提出“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杂事二》），君主的责任乃是“安国保民”（《杂事五》），要保民，就要爱民，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他引用孟子的话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新序佚文》）在《杂事三》中，刘向节取《孟子·梁惠王下》中梁惠王与孟子谈论“寡人有疾”的故事，说明为君者要与民同乐而安天下。刘向还列举了许多君主爱民保民，最终取得百姓拥护的故事，作为其保民而王思想的佐证。如在《杂事二》中，刘向通过梁君出猎，猎得善言的故事，借公孙袭之口，表明其保民而王的思想：
    梁君出猎，见白雁群，梁君下车，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谓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群骇。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孙袭下车抚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袭不与其君而顾与他人，何也？”公孙袭对曰：“昔齐景公之时，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为有德于天而惠于民也。”
    第三，藏富于民。保持政权的稳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省刑罚，薄赋敛，藏富于民。在《杂事四》中，刘向通过“陶朱公论二璧”的故事，表明其施政宜厚的思想：
    梁尝有疑狱，群臣半以为当罪，半以为无罪，虽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国，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问曰：“梁有疑狱，狱吏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罪，虽寡人亦疑。吾子决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当狱，虽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其泽相如也。然其价，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径与色泽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侧而视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与，梁国大悦。刘向评论说：“由此观之，墙薄则亟坏，缯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刘向认为，施政宜厚的具体措施就是要采取不穷民力的原则。他通过颜渊之口指出：“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尽其马，是以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并明确指出穷民之力的危害：“兽穷则触，鸟穷则啄，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有穷其下能无危者？未之有也。”（《杂事五》）为政“以苛为察，以欺为明，以刻为忠，以计多为善，以聚敛为良。譬之其犹鞟革者也，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当先亡”（《杂事一》）。在刘向看来，刑罚、赋税、徭役的轻重，直接关系着政权的存亡。
    他认为，为君者聚敛财富、奢侈浪费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从而招致民怨，最终导致亡国。他指出：“夫舟车饰则赋敛厚，赋敛厚，由民怨谤诅矣。”（《杂事一》）“盖闻囷仓粟有余者，国有饿民；后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旷夫；余衍之蓄聚于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鱼，厩有肥马，民有饿色。是以亡国之君，藏于府库。”（《杂事二》）
    在《刺奢》中，刘向还进一步通过邹穆公以秕喂鸟的故事从正面宣布了他的“富民乃富邦”的主张，强调指出：“夫君者，民之父母，取仓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之粟乎？”这种“富民”思想，在后来的《说苑》中则提到了“治国之本”[10]高度。刘向的“富民”思想，较之先秦儒家更为明确、具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