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村治成为“中国社会上一种科学的名词”[1]。一些高等学府，如北平郁文大学、民国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等，纷纷增设村治专科，或开设乡村自治课程。“有识之士莫不取乡村自治（简称曰村治）为全民政治之基本建设而加以深切之注意与详细之究讨”，认之为“吾民族自救运动唯一无二之正当出路”[2]。在这些“有识之士”中，以北京《村治月刊》为阵地的村治派最令人注目，其对村治问题的思考，对当今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建设不乏参考价值。对此，学术界迄今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试作研讨，权当抛砖引玉。
    一村治派的崛起
    村治派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地方自治运动的伴生物。众所周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为树立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权威，极力标榜三民主义，俨然以孙中山政治遗产的继承者自居。地方自治被确定为训政时期的中心工作。地方自治当从何处着手？按照孙中山的构想，地方自治当以县为单位，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目的。他说：“无分县自治，则人民无所凭藉，所谓全民政治，必无由实现，无全民政治，则虽有五权分立、国民大会，亦终未由举主权在民之实也。以是之故，吾夙定革命方略，以为建设之事，当始于一县，县与县联，以成一国，如此，则建设之基础，在于人民，非官僚所得而窃，非军阀所得而夺。”[3]（p35-36）至于县以下的乡村自治，限于历史条件，他没有论述。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乡村自治实为地方自治之基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社会各界对此渐成共识。阎锡山在山西所行村制，被视为乡村自治的典范，江苏、浙江、江西等省纷纷效法。1928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更以山西村制为蓝本初步确定了全国乡村自治制度。乡村自治遂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原中华报派（注：又称“中国文艺复兴派”，见尹仲材：《地方自治学与村制学之纪元》，上海大中书局1929年版，第221页、253页。详见拙文：《中华报派及其村治思想》，《河北学刊》2001年第3期。）的王鸿一、米迪刚等人乘机又活跃起来。1928年秋，他们开始筹办《村治月刊》，次年3月正式出刊。该刊由王鸿一任社长，总揽社务，吕振羽任主编，负编辑总责。这样，以该刊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王鸿一为首的研究和宣传村治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为村治派。其代表人物，除王鸿一、米迪刚、吕振羽外，还有梁漱溟、尹仲材、茹春浦、杨天竞、王惺吾等人。
    村治派可谓原中华报派的改“头”换“面”。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原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他们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到了目前这个阶段，总理所诏示吾人一切建设社会国家的最高原则，已经完全由理论而入了实施，由事实而更求理论的推进之一个新的时机。在这个新的时机当中，民族精神之如何恢复，民权政治之如何确立，民生经济之如何解决，皆当积极演述实现之办法”。他们于是提出了建立民族文化、实行村本政治、移民实荒、振兴水利等四个亟待讨论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前两项，即继承中国固有文化的特殊精神，融合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点，为复兴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根本改变欧美民主政治的虚伪性，将政治的重心移至下层，建立民众直接参与的政治活体组织，树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础。他们表示，提出和讨论上述问题的目的，是“希望我民族的新文化能够树立，真正民主的精神，在民权主义的原则之下，从村本政治中表现出来，垦务和水利，在民生主义的原则之下，见诸事实”[4]。三民主义已经成为村治派高擎的旗帜。
    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的主要成员外，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瞩目。
    梁漱溟（1893-1988），本是著名的哲学家，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使他没有徒慕学问家的虚名，而是醉心于民族出路的思考与实践。1922年他在出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之后，在思想上对倾慕已久的西方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动摇。中国的出路何在？他苦思冥想，不得要领。1924年王鸿一等人创办《中华报》时曾邀其参加，他婉言谢绝。他对中华报派的村治主张将信将疑，内心比较矛盾。直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后，他才打消了疑虑，确信西方政治制度根本不适合中国，中国的出路在于“乡治”。1927年5月，梁漱溟偕王平叔等南游，开始推售其乡治主张。12月，在广州他对老友李济深说：“我期望你能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走，方为最上。如何去替民族开这条路出来？则我之乡治是已。”[5]李济深对此表示赞同。次年春，梁漱溟代李济深担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便乘机在会中提出了《请开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该案后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核准）。1929年2月，他前往江苏、河北、山西考察乡村运动情况，准备考察结束后回粤办理乡治。不料广东政局突变，其返粤计划落空。此时，王鸿一向冯玉祥建议的村治学院已经得到河南省政府的批准，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王鸿一遂将梁漱溟介绍给了负责学院筹备工作的梁仲华，梁仲华邀请他加盟。1930年1月，河南村治学院在辉县百泉正式成立，彭禹廷任院长，梁仲华任副院长。梁漱溟任教务长，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在河南，他仍与王鸿一保持着密切关系，并称他为“我们的急先锋”[5]。
    吕振羽（1901-1980），湖南武冈人，中学时代即萌生了自治思想，曾任武冈县立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20年代初，他就读于湖南公立工业专科学校（1926年2月改为湖南大学工科），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一度组织武冈“东四区学会”，自任会长，主张发动乡村群众，将土地和耕牛集中起来，组织“共耕社”，建立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极乐国”。1925-1926年吕振羽先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参加了国民革命。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后，他在北京结识了王鸿一、米迪刚，参加了《村治月刊》的筹备和出版工作。友人对他由军事工作转向村治工作大惑不解，他解释说：“我现在来参加村治运动，并不是放弃革命，而且认为是革命的惟一出路。我已经看真了村治运动，到今日又比军事工作重要，正如我以前不回农村去运动，而去参加军事工作，完全是一样的意义。”[6]村治运动的重要性究竟何在呢？他认为，今日以前的中国，不仅没有政治，而且没有国家；中国的农村社会，还只有社会的形态，并没有构成社会的实体组织；农村人民的思想，还只有一种习惯的迷信，并没有国民的意识。“因此要完成国家本体的构造，而产生健全的政治，便当完成农村社会之健全的组织，养成农民之国民的必要意识。村治便是适应这个需要的时代产物。所以它不惟是中国今日一般问题中之一个客观上的重要问题，而且便可以说是农业社会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惟一出路。”[7]
    吕振羽、王鸿一等都认为，良好的制度必是高尚的学术思想的产物，断没有离开学术思想而能产生制度的。村治研究既要重视制度，更要重视学术思想，“使一举而正本清源”[6]。然而，他们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有所不同。前者为政治民主主义，后者则是文化保守主义。1929年底吕振羽辞去主编一职，离开村治月刊社后，《村治月刊》便完全成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阵地。1930年春，梁漱溟继任该刊主编。7月，王鸿一病逝。河南村治学院旋因政局突变而关闭，梁漱溟等另在邹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此，村治派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取而代之的是乡村建设派（注：胡应汉先生将梁漱溟与村治派对立起来，认为梁氏不是村治派的一分子，见《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答哈佛研究生Guy S.Alitto君之问》（载于梁培宽编：《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笔者在界定了村治派的概念后认为，梁漱溟是村治派的重要成员，乡建派是村治派的历史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