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学”之名，其源无以考索。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先生在《“四库学”的展望》中叙说曰：“‘四库学’名称，我不知何时始见于文献。1983年台湾计划影印文渊四库时，我写了一篇《影印四库的意义》一文中，即标出了“四库学”一辞。”（注：昌彼得：《“四库学”的展望》，载于《两岸四库学》，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初版，第1页。）无独有偶，1983年7月出版的《汉学研究通讯》2卷3期上，发表了时任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所长刘兆祐的文章，题目为《民国以来的四库学》，文中说：“到了民国，从事《四库全书》有关问题研究的风气很盛，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为了使这门研究工作，成为有系统的学识，我称之为‘四库学’。”可见，“四库学”之名比较正式出现的时间大约是80年代之初。昌彼得先生与刘兆祐先生不约而同提出这一概念，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关于“四库学”的发生，昌彼得先生曾有论说：“因为《四库全书》收录的繁富，修纂的过程又极复杂，故近代颇有专门研究其书的。或研究《四库》纂修的经过，或辑录有关《四库全书》的档案，或研究《四库》焚毁的情形，或研究《四库》著录图书的版本，或考证《四库提要》的谬误，故有‘四库学’之名。”（注：昌彼得：《影印四库全书的意义》，载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册1。）台湾中兴大学胡楚生教授亦言：“盖自《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有关《四库全书》统纂之计划、编纂之人员、编纂之场地、贮存之地点、提要之撰写、检索之方式、编纂之得失等等，问题浮现，而逐渐形成一‘四库’之‘学’，深受学术界之关注。”（注：胡楚生：《杨家骆教授对于“四库学”的贡献》，载《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初版。）这些解释可谓概括周全。但如果作更具体的探讨，笔者以为，如下两点是必须特别提出的：
        首先，乾隆时期《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尽管清王朝在修书的过程中，焚毁、窜改大量典籍，但无论如何，清中叶以前中国文化的重要典籍大体上已收罗入《四库全书》之内，并在特定的视野中加以系统的部勒，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最为庞大与完备的知识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四库全书》并非一部孤立的丛书，与它相配套的《四库全书总目》不仅是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宠大、编制最为出色的一部书目，而且以其纵横八极的“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成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一部学术批评史和学术文化史。《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珠联璧合，旁加《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四库全书荟要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研究空间，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论题，潜藏着重大的学术价值，正是如上内容，奠定了“四库学”的根基。
        其次，《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光辉夺目，但由于“成于众手，迫之以期限，绳之以考成”，“不免因陋就简”，“纰漏之处，难可胜言”。余嘉锡先生叙说其间的编纂问题说：“古人毕生精力，专著一书，其间抵牾，尚自不保，况此官书……十余年间，办全书七部，荟要二部。校勘鲁鱼之时多，而讨论指意之功少。中间复奉命纂修新书十余种，编纂佚书数百种，又于著录之书，删改其字句；销毁之书，签识其违碍，固已日不暇给，救过弗遑，安有余力从容研究乎？”（注：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叙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正是因为问题复杂庞大，方有专门之学的发生。事实上，“四库学”正是以“究谬补正”为最初的台阶而展开自己的历程。
        二
        纵观“四库学”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乾嘉之际至光宣年间
        《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问世之初，学者的日记、文集、读书笔记或藏书志之中已有评述之辞。如王昶在《湖海诗传》卷十六《蒲褐山房诗话》中评价《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学上的地位和价值：“《提要》二百卷，使读者展阅了然。盖自列史艺文、经籍志及《七略》、《七录》、《崇文总目》诸书以来，未有闳博精审如此者。”语甚明晰。“乾嘉诸儒”中对《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间有不满”者，则因其钦定的特殊地位，“不敢置一词，徽文讥刺而已”（注：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叙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与此同时，学术界对于古籍的考证进一步深入。这些考证“虽不标明是针对四库提要而发，实际上，却对提要作出了许多纠谬补正”（注：胡楚生：《中国目录学研究》，华正书局1986年版，第272页。）。嘉庆四年（1789），阮元在浙江巡抚任上，广泛搜集四库阙书，抄录进呈，并仿《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为各书撰写提要，道光年间由其子阮福刻成《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其“纠补”意识也是十分显然的。
        道、咸以降，清廷权威失坠，学术界对《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态度发生分歧，“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注：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叙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从“不敢置一词”到“毁之者过当”，虽然都不是正确的学术立场，但能够“毁之”而不是尊若神明，便意味着客观研究开始拥有萌芽与发展的可能性。光、宣年间，有三部关于《四库全书》的专门著作出版。它们是《禁书目合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与《郘亭知见传本书目》。
        《禁书目合刻》是两部书目的合刻本。一部是归安人（今浙江吴兴）姚觐元光绪八年编成的《禁书总目四种》（即四库馆奏准《全毁书目抽禁书目》、浙江省《禁书总目》和河南省《违碍书目》）（注：因将全毁、抽毁分开来算，故称为“四种”，实则只有三种。），所收全毁抽毁书籍（包括部分重复的在内），总计达2611种（内含石刻21种）；另一部则是光绪末年邓实搜访所得的《江宁官本违碍书籍目录》残稿，改题为《奏缴咨禁书目》，其中前半部与姚氏书目中河南省《违碍书目》大致相同，后半部分“则为江宁省奏缴书目及各行省咨禁书目，为姚本所无”。两书并汇为《禁书目合刻》后，于光绪三十三年刊入《国粹丛书》。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的作者邵懿辰，字位西，“以举人仕京师，为内阁中书、刑部员外郎，入值军机处”（注：曾国藩：《劭位西墓志铭》，《续碑传集》，卷55。）。邵氏王平喜欢搜购珍善古籍，碰到宋元旧版、名人抄本，便随手记录在手头常翻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条目之下，并加进该目录以外的部分知见书目，日积月累，蔚为大观。当时其书稿曾在友朋间广为传抄，朱琦、缪荃孙、周星诒、孙诒让、黄绍箕、王懿荣等都有批校和增补。宣统三年，其孙邵章根据胡念修传抄本加以校订，附录诸家批注于各题之下，定名《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刻印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