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湮没“四库学”达10年之久。80年代以后，大陆地区的“四库学”才得以复苏并在新的基础上发展。
        《四库全书总目》的考订与补正：《四库全书总目》的考订与补正是传统“四库学”的主流研究内容，80年代以来大陆的“四库学”亦在这一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李裕民的《四库提要订误》、刘远游的《四库提要补正》、夏定域的《四库全书提要补正》、乔治忠的《四库全书总目清代官修史书提要订误》等等论著，都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贡献。如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其创新之处有三：1.《四库全书总目》中图书提要一万余种，载明版本者不及一千种，其间又多有讹误。余嘉锡、胡玉缙的著作虽对《四库全书总目》加以补正，但主要在于提要内容而不在版本。崔著力补以前研究的空白，致力于版本的考核，谬则匡之，缺则补之，从而在《四库全书总目》的考订与补正上独树一帜；2.文澜阁库书几经战乱，原抄散佚过半，后经学者三次补抄，文澜阁库书始得复完，但补抄本的底本未曾著录。崔著努力查考补抄本的底本，并将查考所得补录于各条之后，尤其注意补抄本胜于原抄本者；（注：如发现丁丙补抄的魏了翁《尚书要义》为二十卷本，而现存《四库全书》原抄本均缺六卷。）3.对余、胡二氏的研究加以补正，其所论列的内容，皆余、胡二书漏补，或补而未尽，或因补反而致误者。书中还采录了近人对四库诸书的评价，如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张忠祥《铁如意馆手抄书目》等，使提要补正的内容更为丰富。崔氏早年从姜亮夫先生研析《楚辞》与先秦文献，又曾供职浙江图书馆，坐拥书城十余年，参与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眼善本数千种，故其学敦实，迭有新见。
        《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四库全书》的纂修研究也从来是“四库学”中的重要内容。早在30年代，即有陈垣的《〈四库全书〉编纂始末》、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俱不断有相关论著出版，其间又以台湾吴哲夫的《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与大陆地区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为代表作。黄著的最大特色是论证详密、着笔细腻，其所述《四库全书》纂修之缘起、机构组成、书籍徵采、编纂校勘、禁毁删改、刊刻补遗、缮写庋藏、分类编目、提要撰写等等，皆原原本本、始末分明。由于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新增编、尚未公开发表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故其著在资料运用上占有独特的优势。该书还十分注意从学术发展的“内缘”性来说明《四库全书》纂修的背景和学术价值，其平实客观的研究立场显示了大陆地区“四库学”在学风上的重要转变。
        《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化研究：“四库学”中文化研究一路，以杨家骆为首倡者。杨氏在《四库全书学典》的综合论述部分，亦即《四库全书通论》中，以“新的哲学、新的知识论、新的方法论，施之于古老的四库全书”，从而表现出与纠谬补正一路不同的研究态度。正是基于文化研究的立场，作者不是细究版本的来由、文字的正误，而是关注《四库全书》的文化价值与知识本质。为此，作者“从整个世界整个知识来观察四库全书”，更富于新意地把《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进行比较，其论断至今读来仍然生动鲜活。遗憾的是，由于传统研究范式的强大惯性，杨家骆的研究思路在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能得到注意，更鲜有继承与发扬者。直至1991年周积明著《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出版，此种局面方为之一变。周氏长期从事文化史学与文化史研究，故其视野与研究立场别有新见。周著指出：传统《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虽然成就卓著，但基本上沿袭刊误、补正、考核、纠谬的朴学路数。然而，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在内的中国古典目录，其本质是人类的文化实践活动，其间无一例外地积淀和凝聚着主体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情感趋向、理想愿望以及知识、才能等文化品性，蕴含着活生生的灵魂。如果对于中国古典目录，“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理解”，不去反映主体，不去追寻深蕴其间的文化品性，那么，必然无法取得对书目的真正认识。基于这样一种文化理解，《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一反传统“四库学”的研究路数，着力透过《四库全书总目》的“外壳”，把它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加以还原和分析，从中探寻中国文化的“种族心理”、十八世纪的“时代心理”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制作者的“群体心理”，从而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路与新鲜见解突破了传统“四库学”的研究架构，开辟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王余光教授指导的九四届硕士研究生阮阳在其学位论文《二十世纪的〈四库全书〉的出版和研究》中，以“《四库全书》研究的新视角”为一节，专门评述周著的学术意义，称其“以独特的切入点、宏阔的视野、详密的论证，破译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化密码，把《四库全书》研究推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四库学’研究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四库学’乃至目录学的发展开拓了视野、开辟了新径”。其言虽或过誉，但把周著作为大陆地区“四库学”的重要成绩之一，大约是不错的。
        《四库全书存目》的出版和研究：《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书，分为“编录”与“存目”两种。“编录”之书，皆为四库馆臣所认定的“有益于世道人心者”或“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稗实用者”，故写为定本，收入《四库全书》之内。“存目”之书，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其书有谬误，虽不收入《四库全书》，但应在提要中“附载其名，兼匡厥谬”；另一种是无咎无誉，流传已久，应“并存其目，以备考核”。《四库全书总目》中，“编录”之书为3461种，“存目”之书则达6793种，几为前者的一倍。90年代初，大陆出版界开始对“存目”加以注意，胡道静、周绍良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古籍整理研讨会上提出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建议。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支持下，民间机构“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牵头，组织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与出版工作。至1997年10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全书出齐，共收书4508种，计1200册。分别由齐鲁书社出中国大陆版，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大陆外版。此外，季羡林亦曾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儒家类》，收书178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据杜泽逊调查，《四库全书》成书以来，至少有一千五百种以上存目书已经失传（注：杜泽逊：《四库存目书进呈本之亡佚及残余》，《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9月出版，第127页。）。从这一角度而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出版，对于古籍的保存与研究是有贡献的。但存目之书毕竟是清代一流学者所淘汰者，其间价值可疑者恐怕居多。这里就有一个重新筛选和鉴别的必要性问题，而不能不加分析地认为凡是四库馆臣贬斥的必然是好书。遗憾的是《四库存目丛书》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商业活动”，商业运作“极大地限制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中所应有的学术研究”（注：罗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徵访及其著录》，同上书，第193页。），也必然影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出版价值。值得注意的倒是对“存目”的真正的学术研究，由此不能不提及山东大学杜泽逊副教授。杜氏年龄虽轻，却在“存目”上考索甚深。其所著《四库存目书进呈本之亡佚及残余》、《四库存目书进呈本知见录》、《四库存目标注》等，皆有专门之学的意味，令人注目与期待。
        《四库全书》的研究机构与研究总结：1993年12月，海南大学举办“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同时宣布成立“海南大学《四库全书》研究中心”。“中心”的成立与“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本来是大陆“四库学”集结力量和深化研究的契机，但“中心”宣布成立以后，基本上是偃旗息鼓，未见后续举措，颇为令人遗憾。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该书以文渊阁武英殿本为底本，参校浙、粤本及文渊阁库本提要，并吸收了近二百年的研究成果。虽然由于校核欠精、搜寻未全，使该书仍存在缺憾，但此种参校本的出版，对于“四库学”无疑是有贡献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所署整理者为“《四库全书》研究所”，据其“后记”，可知此研究所属湖南长沙市中山图书公司，其性质可能是商业性大于学术性。目前，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正在筹建“四库学研究中心”，如果这一中心不是虚设而是做一些实事，那么，必将有益于大陆地区“四库学”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