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余嘉锡“发箧陈书考证之”，“逐条驳正”，他自述其研究态度说：
        余治此有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如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轻重，而后笔之于书，一得之愚，或有足为纪氏诤友者。（注：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叙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精神，正体现了专门之学的基本精神和风格。1947年，余嘉锡以毕生精力所瘁的《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由此显示的不仅是余氏的学术地位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承认，而且充分表明了其研究在“四库学”上的“典范”性价值和影响。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余著虽然征引繁复、考证精详，但正如来新夏所言：“可惜仅得四九一篇，有待后人的续作”（注：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8页。）。他所指示并留下的研究空间，吸引后来的学者不断地投入到这一领域，而这一点也恰是“典范”的重要内涵之一。
        除了陈垣的《四库全书考异》与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还有两部书必须提及。
        一部是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如同余嘉锡一样，胡玉缙也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上呕心沥血、瘁力一生。胡玉缙，字绥之，江苏元和（今属吴县）人，光绪十七年，以优贡中式江南乡试举人。宣统二年，应京师大学堂之聘，讲授周礼。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旅京师四十年”间，胡氏致力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卢沟桥事变后，年将八十的胡玉缙南归吴下，其友曹元忠的弟子王欣夫以后辈之礼相见，胡氏“以草稿残丛，多未写定”，约欣夫相助。其后又“郑重致书，以身后编刊之役为托”。欣夫一经受托，“于戎马仓皇历年兵火之际，仍保持绥之遗稿，如护头目，十余年中，编校缮写，心力交瘁，百折千回，始终不懈”（注：《卢弼许廎遗书序》，转引自胡楚生《中国目录学研究》，华正书局1987年元月增订版，第292页。）。终于于1964年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整理出版。如此忠于师友之托的信义精神令人凛然起敬。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采用资料汇辑的方式，对《四库全书总目》逐类进行补正，共补正图书2388种。该书博采群籍，辑录他人的辨讹、纠谬以及考证，“又常常把自己的意见和考辨提供出来，或补前人所未及，或就争论的问题表示自己的看法”（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64年版。），用功极深。胡楚生曾对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提要补正》与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两书在“内容和体例”上“极其相似”。但“他们的补正和辨证，是在不相为谋的情形下各自撰著而成的”（注：胡楚生：《〈四库提要补正〉与〈四库提要辨证〉》，《中国目录学研究》，华正书局1987年元月增订版，第289页。）。这一不谋而合的现象，恰为生动地显示了“四库学”在当时的兴盛与通行研究范式。作为“四库学”中最为重要的两部考证性著作，《四库全书提要补正》与《四库提要辨证》各有所长。大体说来，“余氏的辨证，甄采的书籍，较胡氏为多，论断方面，自然也容易较胡氏来得谨严和精当”。“胡氏的书，在补正书籍的数量上，毕竟超过余氏甚多，对于余氏所不曾辨证过的一千多种书籍而言，胡氏所补正的，不仅格外可贵，同时，即便是二人都曾致力的书籍，胡氏的补正，也时有新意，往往可以弥补余书的不足”（注：胡楚生：《〈四库提要补正〉与〈四库提要辨证〉》，《中国目录学研究》，华正书局1987年元月增订版，第289页。）。然而，由于胡著1964年方得以出版，而余著则在民国时期便已有部分内容排印成书稿或在报刊上发表，（注：余嘉锡曾于1937年7月，取所撰《四库提要辩证》史子二部，排印数百册：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辅仁学志及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也先后增刊出余氏的辨证十余篇。），余氏本人也因此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研究之“典范”的效应卓然可见，而胡著则无法与之并列。
        另一本必须提到的著作是杨家骆的《四库全书通沦》（注：该书系作者撰著的《四库全书学典》的第一部分，同时另增订刊行。），其所讨论的问题，荦荦大者如下端：
        1、四库全书之世界性及其知识世界的轮廓；
        2、四库全书的知识体系及所含的知识本质；
        3、四库全书史上的几个主要命题；
        4、四库全书统计；
        5、关于四库全书的百种专书；
        6、四库全书前后清算知识的工作以及中国政府清算知识之机构的本质问题；
        7、四库全书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在今日延存的价值；
        8、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对于人类世界的演进和改造，是否能够成一种主要的原动力，今后必须延续去做？
        9、今后怎样克服《四库全书》及类似工作的历史限制、地理限制、类别限制、形式限制，以创立新的有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