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作者所自信宣称的，该书“在中国首次以--新的哲学、新的知识论、新的方法论，施之于古老的《四库全书》”，“站在学术无国界的立场上……从整个世界整个知识来观察《四库全书》”，从而以一种宏大的气魄以及全新的视野和研究方法，真正地使“四库学”具有了学科性、整体性、文化性与世界性。从价值和意义上言，杨家骆的《四库全书通论》列入民国时期“四库学”的“典范”著作之列本是当之无愧，但他所指示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却因“受了历史的拘束力”，未能在“四库学”研究者中引起回响，形成一种研究常态。故此，本节所列书籍中，不得不把杨著排开，以显示当时真实的潮流和研究范式，而这一遗憾，正如后文将讨论的，事实上表明了“四库学”的内在缺陷。
        3.民国时期的“四库学”，由于众多学者投入，研究方向不断开拓，内容日益丰满完善。台湾学者林庆彰所主编的《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在第三编中，对1900以来“四库学”的研究内容有一个目录学上的检讨，其分类为：
        一、四库全书
        概述；纂修研究；著录研究；辑佚与版本；七阁四库；影印事宜；禁毁与续修；四库未收书目与苑委别藏
        二、四库全书荟要
        三、四库全书总目
        概述；纂修研究；学术思想；分类与各类研究；提要补正；影印与笺注
        四、目录与工具书
        简明目录、标注；四库索引丛刊；其他（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1994年。）
        台湾学者刘兆祐与杨晋龙对于“四库学”研究的问题亦有论列。刘兆祐将民国以来“四库学”分四类排比：（一）四库全书的修纂与概述；（二）四库全书的目录与版本；（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补正与研究；（四）四库全书的续修与影印。（注：刘兆祐：《民国以来的四库学》《汉学研究通讯》2卷3期，1983年7月。）杨晋龙则在《“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列举了“四库学”研究的问题：1、促成编纂的问题；2、思想归宿的问题；3、总目名称问题；4、抄本、刻本的问题；5、成书时间问题；6、编纂动机的问题；7、内容删改的问题；8、文字狱相关的问题；9、影响学术的问题；10、价值评价的问题。（注：杨晋龙：《“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4年3月，第4期。）
        如上总概，大致可以表现本世纪以来“四库学”的分支方向和基本内容，而民国年间的研究，已基本涵盖这些领域。据林庆彰主编《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民国时期的“四库学”论著达275种。除前文所述陈垣《四库全书考异》等数种书外，杨家骆的《四库大辞典》与《四库全书学典》；任松如的《四库全书叙》、《四库全书答问》；郑鹤声的《四库全书简说》；黄云眉的《从学者作用上估计四库全书之价值》；林鹤年的《四库全书表文笺释》；王重民的《四库抽毁书提要稿》及其编纂的《办理四库全书档案》；陈垣的《四库全书编纂始末》；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编纂考》；叶德辉的《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叶启勋的《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钱穆的《四库提要与汉宋门户》；周云青的《四库全书提要叙笺注》、林鹤年的《四库全书表文笺释》、张舜徽的《四库提要叙讲疏》、陈乃乾在《清代禁毁书目四种索引》的基础上编纂的《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等等，都以其独到的贡献，推动民国年间的“四库学”规模大备，并达到较高的水准。
        第三阶段：1949年至今
        1949年以后，两岸三地的格局形成。“四库学”在台港与大陆有不同情势的发展。
        （一）台港地区的“四库学”
        台湾的“四库学”，50年代尚无大的起色，6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以后，则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据林庆彰主编的《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与刘兆祐的《七十年来有关四库全书的著作》（1911-1983），至1992年年底，台湾“四库学”的论著达221种，其中不少论著卓有创见。如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研究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发现与浙江刻本《四库全书总目》“出入颇大”，殿本颇有于人名、干支、卷数误记，或文义不通顺处，浙江本皆于改正；殿本浙本于每类目后总计卷数之不同；殿本提要之文，浙本颇多增补者，几乎无卷无之，所增之文自数字至百余字不等；殿本提要亦有文字较繁，浙本予以删削者，所删字数自数字至数十余字不等；殿本浙本叙述文字歧异，而辞藻之典雅，浙本远逊于殿本；殿本悉依全书陈列之顺序而编次，浙本大抵依撰者时代之先后。其列入存目之书，两本编次之差异更多，且有所列之卷次不同者；殿本浙本所著录之书不尽同。而浙本中“不可解”的可疑点又甚多。由此，昌彼得先生抉示出“四库学”中人所未见的一大疑案：浙本为什么与殿本有如此之大的差异，浙本究竟是何人何时主编，浙本对殿本的改易与出版是否隐蔽着清廷政治斗争的消息。（注：昌彼得：《跋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增订群书题识》，台湾商务1997年10月。）据笔者所见，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足够的注意和令人满意的解答。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献图书处的吴哲夫先生在“四库学”上深有造诣。其所著《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清代禁毁书目研究》、《四库全书修书处工作人员之遴选与管理》、《四库全书的人事管理》、《四库全书修纂动机的探讨》、《四库全书缺失考略》、《四库全书收录外国人作品探求》、《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图书著录之评议》、《四库全书史部奏议类图书著录之评议》、《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图书著录之评议》、《四库全书荟要纂修考》、《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荟要择录图书标准的探讨》、《四库全书所表现的传统文化特色考探》等一系列论著，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与宽广的视野，在台湾“四库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哲夫先生的“四库学”研究侧重于文化一路，而这一路在传统“四库学”中从来是薄弱环节。东吴大学刘兆祐承继余嘉锡《四库全书辨证》与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的研究并有进一步开掘。其所著《四库著录元人别集提要补正》，“主要是补胡、余二氏之不足……胡玉缙的〈补正〉于元人别集的版本部分，但据藏书目录的记载，所以难见详密；余嘉锡的〈辨证〉于元人别集，仅及〈白云集〉、〈弁山小隐吟录〉及〈一山文集〉三则而已”。作者“详阅今存诸善本，諟正四库所著录元人别集提要之误，尤于诸书之版本，多所补正”（注：刘兆祐：《民国以来的四库学》《汉学研究通讯》2卷3期，1983年7月。），对于“四库学”多有裨益。杨晋龙《“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一文，以其敏锐的思维，对“四库学”的历史和现状从宏观上加以检讨，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先入为主的臆见、轻信权威的误导、规过前人的心态、习惯从“订讹补阙”等等负面谴责的角度来看待《全书》和《总目》，作者呼吁：改变研究的方式，直接从《全书》和《总目》内容的“了解”上着手，目的是突显两者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亦即放弃“政治史”的研究观点，改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注：杨晋龙：《“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4年3月，第4期。）。这一主张与笔者1990年撰著《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的思路遥相呼应，表现了“四库学”创新的内在要求。此外，如杨晋龙的《〈四库全书〉订正析论：原因与批判的探求》；罗炳绵的《四库全书编集重心的转变》、《纪昀的学术思想与四库提要的立场》；黄宽重的《四库全书本得失的检讨--以程洺的〈洺水集〉为例》；盖博坚的《清代考据学的发展--顾炎武和四库全书》；林庆彰的《四库馆臣篡改〈经义考〉之研究》，等等，都以其创新性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