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如上分类检讨，“四库学”的文献研究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并不以“价值和意义”的发现和探讨为职志。然而，这一方向的研究与其他方向的研究又是不可分割的，例如，陈垣以库本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比较，发现了四库馆臣是如何在“提要”中强化他们的政治意识和文化观念的，而这些内容无论对于“四库学”的史学研究还是对于“四库学”的文化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线索。纵观二百年来的“四库学”，文献研究的成果最为丰富，但可做的事情仍然很多。如杨晋龙指出：“四库学”的研究者“虽然明知‘《四库全书》校写时，馆臣将原书面目，悉行摧毁，竄改塗乙之处，不一而足，宋元人文集奏议及史部各书为尤甚’，但用心比勘其删削者实不多”。张元济1934年用的一条比勘史料，被后人一再引用，“可见学者对此类研究的轻忽，遂少有新见”（注：杨晋龙：《“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4年3月，第4期。）；吴哲夫提示：《武英殿聚珍版》“每种书前均附有〈提要〉一篇，内容往往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同，是考校《四库提要》很好的文献资料”（注：吴哲夫：《缥湘罗列，连楹充栋--〈四库全书〉特展详实》，《故宫文物月刊》第5卷第5期。）；昌彼得提出：“取《总目》的武英殿本、广雅本、现存三阁（文渊、文溯、文津）与荟要的书前提要，以及尚存世的纪晓岚氏手订提要残本，汇聚一起校勘……了解其间差异之故”（注：昌彼得：《“四库学”的展望》，载于《两岸四库学》，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初版，第1页。），等等，都是有待开拓的研究内容。
        “四库学”的史学研究虽然在规模上略逊于文献研究，但亦复可观。这一方向的问题可能主要在于研究态度上。由于该方向主要研究《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背景和过程，故往往渗入较为强烈的批判情感，从光、宣年间因“反满情绪”而产生的对《四库全书》编纂的攻击，到今天在研究中“揭露清乾隆帝利用编纂《四库全书》，迫害人民，禁锢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我国古代文化，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注：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第133页。王重民的《论四库全书总目》一文，也再三强调《四库全书总目》的阶级性，批判乾隆的“反动政治”以及“封建地主统治阶级，尤其是乾隆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反动本质”。），都表现出相似的思想倾向，由此不能不影响到研究的客观性。杨晋龙呼吁：与其满怀偏见的去“谴责历史事实”，不如平心静气、比较客观地“用心去了解历史事实”，从客观的“了解”中所获得的结论，相信比消极的“谴责怪罪”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注：杨晋龙：《“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4年3月，第4期。）笔者以为，杨先生的意见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四库学”的文化研究是“四库学”中最薄弱的部分，故研究空间也特别广阔。即如杨家骆在《四库全书通论》中提出的一些课题，至今仍荒芜无人开垦。如何突出并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值得“四库学”的研究者们思索。（注：笔者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文化价值重估》一文（刊于台湾《书目季刊》，第31卷第1期），或可略加参考。）
        由如上分析可见，“四库学”整体水平的提高，一在价值观念的转换和学术意识的强化；二在持续深入实证研究、文献研究的同时，加强理论思维与扩展视野，尤其是强化“四库学”中向来薄弱的文化研究，藉此展开“四库学”的新局面。三是提升研究者之“学”的意识，倡导从“四库学”的宏观视野去思考问题、开掘课题。为此，有必要继台湾“两岸四库学”研讨会之后，继续举办同一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与此同时，可出版“四库学丛书”、“四库学论文集”、“四库学论著资料索引”，建立“四库学”资料库，从而有效地形成阵容，张大“四库学”的旗帜，使“四库学”真正的成为一门“显学”。
        1991年，笔者在《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全书结语中曾引述著名作家孙犁关于《四库全书总目》文化价值的一则论断。孙犁确信：
        随着年代的推移，它（《四库全书总目》--笔者注）的价值将越来越高，百代以后，它一定会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注：孙犁：《关于纪昀的通信》，《天津日报》1979年12月。）而“四库学”的价值和前景正在孙先生的预言中焕发出独特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