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四库学”中，部分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占据一席之地。如昌彼得指导的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许文渊的硕士论文《清修四库全书之目录学》；吴哲夫指导的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计文德的硕士论文《从四库全书探究明清间输入之西学》；乔衍崟琯指导的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庄清辉的硕士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研究》；香港新亚研究所严耕望指导的李孟晋的博士论文《四库著录唐人别集二十种提要考》，等等，由此表明了“四库学”在台湾学术界的重心位置，也有利于“四库学”的继往开来。
        工具书的编纂是民国以来“四库学”的传统，早在30-40年代，就有邓衍林的《四库全书总简目索引》、陈乃乾的《索引式的禁书总目》、魏鲁男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张崟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大事年表》、王重民的《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以及杨家骆的《四库大辞典》、《四库全书学典》等“四库学”的专门工具书出版。70年代以来台湾的“四库学”，亦在“四库学”工具书的编纂上有重要成绩。如陈有方的《四库简明目录指南--A Guide to The Ssu-K'u Ch'uan-Shu》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指南--A Guide to The Wen Yuan Dauilion Ssu-K'u Ch'uan-Shu》；台湾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下属《四库全书》索引编纂小组主编的《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学术文之部、杂文之部、传记文之部）、《四库全书传记资料索引》（附字号索引）、《四库全书艺术类分类索引》；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四库经籍提要索引》，等等，都是“四库学”蓬勃发展的有机部分。
        检视台湾的“四库学”，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即“四库学”之“学”的意识在台湾较为自觉。1983年昌彼得与刘兆祐不约而同提出“四库学”概念；1991年吴哲夫在台湾政治大学文哲研究所开设“四库学”课程，至今未曾中断，而大陆的院校以及研究机构，迄今尚无同类课程开出；1993年10月至1994年3月，林庆彰编纂《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其第三编为“四库学”，收入条目983条，而在林著之前，“四库学”在目录分类上从未作为一个独立的类目出现；1998年，台湾淡江大学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了“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在“四库学”二百年来的历史上，以“四库学”为旗帜的学术研讨会尚属第一次。此外，刘兆祐于1983年著《民国以来的四库学》，发表于《汉学研究通讯》第2卷第3期之上，文虽过于简略，但其“学”之意识是明确的。1994年杨晋龙在《中国文哲研究集刊》上发表《“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从“学”的视野去总结既往研究的得失，而此种类型的文章，在大陆上是不多见的。
        台湾学术界和出版界对于“四库学”乃至整个中国的古籍研究和文献保存还有一个重大贡献，这就是对《四库全书》的选印和全印。
        《四库全书》纂修工程告竣后，全书共缮写七部，分藏北京皇宫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今沈阳）文溯阁、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但“书成不及百载，而文汇文宗文澜文源次第毁于兵燹，顷所存者只文渊文溯文津三本”。“九一八之变，文渊阁藏书，又遭劫掠……文津、文澜两部，亦均有残阙”。故自民国初年始，学者便强烈呼吁“亟为影印”《四库全书》，“以广流传”。其意一在避免《四库全书》再受侵害，“为《永乐大典》之续”；二在满足文人学子对《四库全书》的广泛需求。但由于政局动荡，人、财、物不能集中调配，各方意见亦难于统一，影印全书之事屡屡受挫，遂不得已从全印改为选印。《国风》半月刊将第3卷第6期（1933年9月16日出版）专辟为“选印〈四库全书〉问题专号”，可见当时舆论的焦点。经学术界、出版界会同努力，1934年7月到1935年7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由商务印书馆分四期陆续出版，共选书231种，其中，经部61种、史部19种、子部34种、集部117种。1969年，在王云武的主持下，台湾商务印书馆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悉付重印，并从70年代初始，陆续影印出版了《《四库全书珍本》第2至12集，并编印了《四库全书辑自永乐大典诸佚书》，通称《四库全书珍本别辑》，至少，《四库全书珍本》13集以15976册的规模行世，其所印书1878种，占文渊阁《四库全书》总数3459种的54%。经此珍本十三集的影印，“虽无全书之名，已有全书之实”。
        《四库全书珍本丛书》的出版，并未了却商务印书馆影印全书的心愿。1982年，商务借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请求终于得到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同意。1986年3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问世，全书连目录索引在内，共1501册。尽管对于《四库全书》的全书影印，历来有反对意见，如洪业以为：《四库全书》除三百余种孤本外，“其余三千余种，大都徒俱充栋之壮观而已，毋需多费纸墨焉”（注：洪业：《〈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序），哈佛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1932年。）。顾颉刚也在《四部正讹》的序言中说：“我常觉得影印《四库全书》是件极蠢笨的举动，徒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应许。”但这些批评并不能抹煞影印全书的功绩。事实上，价值的判断最具主观性。洪、顾先生认为无价值的书，未见得一定无价值，更未见得永远无价值。台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出版后，大陆即购进230套影印本和100多套缩微品，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台湾影印本为蓝本，缩至32开重新出版。这些回应，足以显示学术界对全书影印的渴求。近十年来两岸三地学术界对《四库全书》影印本的广泛应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四库学”的深入进展，更有力地表明，《四库全书》的影印，并非徒劳的“多费纸墨”或误传谬种，而是有功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
        除商务印书馆选印、全印《四库全书》外，台湾艺文印书馆也于1963年在朱家骅和董作宾的倡导下，印行了《四库善本丛书初编》，凡1294卷。台湾地区的“四库学”正是在这些选印、全印《四库全书》的热潮推动下取得了可观成绩。
        和台湾比较起来，香港地区的“四库学”要薄弱得多。林庆彰主编的《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仅著录香港地区“四库学”论著4种，尽管这一统计不一定全面完整，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大体是不错的。值得一提的是周康燮主编的《四库全书之纂修研究》，该书将陈垣、黄云眉等著名学者研究《四库全书》的论文集结，1990年由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出版，为“四库学”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此外，裴开明著《四库失收明代类书考》，填补了以往讨论的一个空白。
        （二）大陆地区的“四库学”
        50-60年代的大陆地区，“四库学”平稳发展。余嘉锡的《四库全书辨证》、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邵懿辰撰邵章续录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以及《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外编）》等著作与资料的相继出版，表明了学术界与出版界对“四库学”的关注。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早在三十年代即在“四库学”上深有成就。1930年他曾出版《四库抽毁书提要稿》；1934年，他又据陈垣由集灵囿军机处及内阁大库起居注等处抄出来的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与侯植忠从大高殿军机处抄出来的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益以诸家文集或他书旧载有关《四库全书》的文件，汇编成《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出版，从而为“四库学”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1964年，王重民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论四库全书总目》一文，“根据纂修《四库全书总目》的政治目的和时代背景，阐明乾隆帝为什么要做这一工作的原因，并依次说明《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过程、内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就学术功力而言，重民先生之作自然是高人一筹，但在风行其时的阶级斗争史学范式的影响下，该文的分析重点是“认识它（即《四库全书总目》）的阶级性和它是怎样为乾隆的反动政治服务的”（注：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4页。），这样的思维取向自然会伤及其学术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