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库学”的反省和总结上，大陆虽成果不多但亦有可述。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教授周积明于1993年12月在海南大学召开的“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论文《四库学的新理解》，指出“传统‘四库学’视界太窄，理论思考不成熟”，因此，“有必要对‘四库学’重加理解，建立一个有系统、合逻辑的‘四库学’新体系”，其结构包括“四库文本学”、“四库结构学”、“四库历史学”、“四库文化学”四层面（注：周积明：《“四库学”的新理解》，《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南大学《四库全书》研究中心，1984年9月，第103-104页。）。武汉大学图书情报专业九四届硕士研究生阮阳在王余光教授的指导下以《20世纪（四库全书）的出版和研究》为其学位论文。该文虽然重在描述，但论述详尽、资料丰富，是大陆“四库学”中值得注意的论文之一。此外，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志明在海南大学召开的“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上对浙江省的《四库全书》研究进行了检讨，并呼吁“将《四库全书》的研究，正式定名为‘四库学’，并争取尽早使其成为一门‘显学’”（注：陈志明：《浙江省的〈四库全书〉研究》，同上书，第260-264页。）。其所反映的“四库学”之“学”的意识是斐然可观的。
        如上所述，为国内“四库学”的大致历程与概貌，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境外的“四库学”。
        东瀛日本浸淫汉学最深，对《四库全书》有天然注意。早在1928年，就有松崎鹤雄的《论四库全书》与藤塚鄰的《四库全书编纂的环境》等文发表，30年代，又有桥川浚的《四库全书的评价》和近藤春雄的《四库全书编纂的动机和目的》发表。60-70年代，日本汉学界译注《四库全书总目》形成一时风气，如藤原高男《四库提要译注周易正义》、《四库提要译注论语正义》、《四库提要译注易类叙》等，赖惟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译注》（经部）、山井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译注》（史部）、近藤光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译注》（集部）、楠山春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译注》（子部）、吉田早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方言〉译注》，等等，此类作品从1968年到1973年竟有13种之多。其间，近藤光男还有《四库全书与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诗集的研究》等文发表，显示了淹博的汉学功力。
        美国学者中，专门研究《四库全书》者少有，惟其如此，华盛顿大学R.KentGuy的成果尤为值得注意。Guy的著作为《The Emperor'S FourTreasuries-Scholars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pa》（《帝国的〈四库全书〉--乾隆时代的学者与国家》），1987年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Guy特别注意乾嘉学者参入《四库全书》编纂的心态，并认为“禁书问题的产生，一方面由于帝国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相互猜忌大有关系”。通读全书，其所论多有新鲜之处，遗憾的是此书至今尚无中译本，故其影响范围有限。
        三
        从乾嘉之际到20世纪末，“四库学”走过了近200年的历程。200年间，“四库学”的研究者以其辛勤的努力和灿烂的智慧构造起“四库学”的瑰丽殿堂，从而为下一世纪“四库学”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基地，这是中国的学术文化所不会忘怀的。
        然而，200年的“四库学”在创造成绩、积累经验的同时，也清晰地表现出它所存在的问题。杨晋龙在《“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一文中曾就此加以讨论。他认为：“《全书》和《总目》二者确有不少可议之处，研究者的焦点因而每注目于此类较易被发现的缺失，反而比较疏忽其本身价值和意义的阐发”。此外，“大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容易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不免影响到判断的客观性”。这些“非学术因素”包括：1、先入为主的臆见；2、轻信权威的误导；3、规过前人的心态；4、研究目的的偏狭。（注：杨晋龙：《“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4年3月，第4期。）杨氏所论，思想清新，深有价值，但似乎过于笼统。事实上，“四库学”的范围广大，而不同的方向自有其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功能，不能作同一要求和价值评价。例如，“四库学”中固然存在重究补轻文化研究的倾向，但就“究补”本身而言，又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如果一味强调“价值和意义的阐发”，可能就会引发另一种趋向。
        问题的检讨或许得从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四库学”的不同方向；其二，“四库学”整体。
        关于“四库学”研究的内容，林庆彰等人均有论列。如林庆彰所主编的《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四库学》中，把1900以来“四库学”的研究内容分为：《四库全书》研究；《四库全书荟要》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目录与工具书。刘兆祐将民国以来“四库学”的研究内容分四类排比：《四库全书》的修纂与概述；《四库全书》的目录与版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补正与研究；《四库全书》的续修与影印。杨晋龙列举的“四库学”研究的问题则有八项之多：1、促成编纂的问题；2、思想归宿的问题；3、总目名称问题；4、抄本、刻本的问题；5、成书时间问题；6、编纂动机的问题；7、内容删改的问题；8、文字狱相关的问题；9、影响学术的问题；10、价值评价的问题。
        如上分类虽各有所长，但均无法体现“四库学”的整体性结构。如果按照研究类型划分，“四库学”似可分为有机联系的三大部分，其一为“四库学”的文献研究；其二为“四库学”的史学研究；其三为“四库学”的文化研究。
        “四库学”的文献研究乃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文献”这一概念，其内容包括文献及其版本的刊误、补正、考核与纠谬，也包括服务于文献阅读和研究的工具书编纂；
        “四库学”的史学研究着重研究《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背景、过程、活动以及相关人物；
        “四库学”的文化研究则主要研究《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知识本质、价值趋向、文化观念及其恒久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