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年的新探索
    19世纪70年代后期，人类学研究出现了较大的突破，不少著作纷纷问世，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进化论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问世，马克思在1880年底至1881年3月摘录了这部著作。马克思最为赞赏的是，摩尔根以其确凿的史实证明了在原始氏族组织中，不存在着阶级、私有制和国家，在这里，马克思终于发现了人类历史的真正的“原生形态”，但是，当马克思在收获新的理论果实的同时，如何处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也就迫切地提了出来。
    通过阅读同代人所作的人类学著作，以及有关东方社会的著述，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内部结构、土地所有制关系等重要问题有了一系列新的看法，这些看法和50年代末形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看法有了极大差别。
    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具体地论述了东方农村公社和原始氏族公社之间的主要区别：
    “（1）所有其它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在这些公社中，只容许有血统亲属或收养来的亲属。他们的结构是系谱树的结构。‘农业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
    （2）在农业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是农民私有的。相反，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是远在游牧生活和农业生活形成以前时期的较古的公社的经济基础。当然，也有一些农业公社，它们的房屋虽然已经不再是集体的住所，但仍然定期改换占有者。这样，个人使用权就和公有制结合起来。但是，这样的公社仍然带有它的起源的烙印，因为它们是处在由较古的公社向真正的农业公社过渡的状态。
    （3）耕地是不准转卖的公共财产，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员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给他的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而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共同的产品，除储存起来以备再生产的部分外，都根据消费的需要陆续分配。
    显然，农村公社制度所固有的这种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巨大生命力的源泉。它摆脱了牢固然而狭窄的血统亲属关系的束缚，并以土地公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同时，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土地经济和私人占有产品，促进了个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同较古的公社机体是不相容的”。（14）
    从东方农村公社和氏族公社的三种区别中可以看出，东方农村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和原始社会的基本性质不相吻合，由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就失去了作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意义，于是，马克思就得出了新的结论：“农村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15）“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的性质被新的理论发现否定了。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放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生性概念和放弃“亚细亚”农村公社不是一回事，“亚细亚”失去了原生性，同时也就失去了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具有的特定的质的规定的“生产方式”的资格，所以，马克思晚年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意味着他放弃了“亚细亚”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原生）的想法，但“亚细亚”村社（亚细亚概念本身是地域性的）仍然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只不过它在历史序列中的位置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而已。
    尽管诸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座次已经排定，但是，这只是逻辑上的安排而已，进一步要解决的是不同社会形态的前后转承的环节问题，在这里，最棘手的是作为原生形态的最后阶段的农村村社如何向新的社会形态的过渡。如前所述，在50年代末，马克思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作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但事实上，西方社会可作证明的史料却极为罕见，尽管在60年代初，马克思曾引证过德国马尔克制度来比拟“亚细亚”，但马尔克毕竟不是欧洲或西方的普遍现象。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未曾占有此种类似“亚细亚”的制度向更高社会形态过渡的具体史料。因此，东方村社作为原生形态的最后阶段只是理论上的解决而已，它和它之后的社会形态的转承机制还未被揭示出来。
    况且，逻辑序列和历史序列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既然“亚细亚”主要指东方印度村社，那么它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和理论的逻辑却是难以同步的，即东方村社在19世纪仍然未曾步入新的历史时代，而此时，蒸汽机的汽锤已在西方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吼叫，就在这种吼叫声中，西风东渐，沉睡于东方田园风光中的村社受到了来自欧洲的挑战，东方的历史似乎由此中断，从此开始的将是资本主义的新纪元，有趣的是，50年代曾认为资本主义入侵东方是一场“社会革命”的马克思。此刻却主张东方村社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对东侵的西风大加批判，认为东方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极端不幸的灾难”（16）。
    这样，无论是东方村社和后续社会形态的转承机制的未曾揭示，还是马克思50年代以及60年代对东方村社变迁趋向的评价，都似乎显示出马克思经常持与“四阶段说”相悖的立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是理解“四阶段说”的理论意义和合理性的关键所在。
    首先，如果将“四形态说”视作马克思对一切民族的历史给出的公式，那就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早在创立“四阶段说”之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唯物史观的抽象方法“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7）显然，“四阶段说”作为历史的一种抽象，它也是对各种杂乱的历史资料的整理，决不是给各民族历史的发展设置一张普罗克拉斯提斯的铁床。
    显然，马克思的“四阶段说”作为一种历史的抽象，必然要舍弃历史进程中的许多偶然因素，甚至出现与某些地区历史的偏离，由此来达到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表达。“四阶段说”只不过是马克思对自己所占有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现象的材料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之后，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的线索串起来的人类社会的演进序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是骨，四种社会形态则是其血肉，其序列却不是按人类每一地区或每一民族都挨次经历了每一阶段来归纳的，而是由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各种生产方式的高低来决定的。因此，“四阶段”本身的序列不是必然性，必然性是深藏于其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每一地区、每一民族所经历的历史阶段都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但在历史的每一环节上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都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事实上，由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理论家很难象自然科学家那样给出一个社会形态转型的一般的精确的公式，面对千变万化的各民族文化的流向，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开药方的流弊，只是从宏观上给予原则性的解答，这就是“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8）。即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形成不仅取决于它的内部发展程度，而且也取决于它的外部交往的状况。
    分析社会形态转型的这个辩证原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他认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9），而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20）。显然，“世界历史”观念是对“一切都取决于它的历史环境”的原则的发挥，“世界历史”观念看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文化的全球性，人类在整体上经历了四种社会形态，但由于文化的交流，不仅每一社会形态向另一社会形态过渡要受到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且，由于文化的全球性，使得某一民族可以超越整体意义上的人类历史序列，其跨越的历史阶段实质上是其它民族所已经历的历史过程。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侵入东方，带来了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和东方原有的社会组织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东方社会的崩溃。
    马克思晚年认为东方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仍是坚持了以上原则，只不过由于历史有了变化，马克思发现了公有制的原始公社，瓦解的原因，而现代文明社会向共产主义的进发，却是原始社会崩溃的同样条件的逆向运动，马克思从公有制的瓦解找到了重建公有制的条件，而东方村社保存的纯朴民风、公有观念、以及土地公有制和劳动组合的习惯都是东方社会实行集体占有和合作劳动的自然基础。同时，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巨大生产力，又给东方社会以大规模组织起来的集体劳动以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21）这里，马克思试图借古代基因和外在文化基因，嫁接出社会主义的新果。所以，看起来，马克思晚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50年代的看法，即改对西方入侵东方的重在赞扬为重在批判，其实，看问题的原则仍是一致的，都是试图借历史条件来推动东方社会的发展，后来的变化，其原因也在于看到了新的历史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马克思都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坚持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任何社会形态的变化，不论怎么变，首先必须服从生产力，所以，蛮族在入侵比其先进的国度后，“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22），同样，马克思认为，俄国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23），才能顺利地进入社会主义。因此，具体的民族、国家所经历的发展阶段的形成有其种种特殊的偶然的因素，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作为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性却是丝毫不可动摇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四阶段说”决不是一种机械模式，将“四阶段说”教条化，这是后人理论上的失误，因后人的教条主义而否认“四阶段说”的存在，这不是科学态度。同样，由于“四阶段”序列并不是对每一地区、每一民族的历史历程的描述，所以，“奴隶制无普遍意义”等现代发现也不能推翻“四阶段说”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