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二期的海防思想
    1874-1875年发生的海防争议，直接原因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但客观上则是列强自70年代以来在中国展开新一轮的侵略活动所促成。当海防争议初起之时，王韬即撰写了多篇讨论海防的论文，其后收入《弢园文录外编》中，计有《练水师》、《设电线》、《制战舰》、《建铁路》、《兴利》等，由此多篇文字，可以见到王韬在70年代中期整套海防思想的体系。
    在《练水师》中，他认为海防较陆防为尤重，而海防最切要的事，是整顿水师和购造铁甲战舰，以与列强战于大洋之中，不能只以守海口为满足。在整顿水师方面，王韬提出的改革方法有三：一是水师的操练，必须以能操炮为准。他说：“凡属水师，必精加遴选，虽遇风浪而不惊，震雷霆而弗畏，燃放大炮，具有定准，能随船之东西而为炮之转移。”二是要注重驾驶人才的培养，他说：“宜简老于航海之舵工，入西国塾中精加习练，而择其优者以备用。”三是船制亦须变更，他说：“凡所有一切炮船拖船，悉废为民船，而专用火轮战舰，其守口则用英国根砵之制，使大小互相联络。于沿海地方，设立水师馆、舵工馆，日加讲习，壮而用之，自不患无其人，而又何必取材于异地哉！”（注：王韬：《练水师》，《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4页。）王韬对西洋铁甲战舰，素有认识研究，他虽然主张造战舰，但深受英国议员布拉斯言论的影响，不以多造巨舰为然。他认为战船有宜于守者，有宜于战者。巩固高大者则为守舰，灵捷轻敏者则为战舰。泰西各国多以造炮少而巨的小战舰为计，因其作战能力强，他引布拉斯的话说：
    当今之世，若装水师战舰，铁甲之外，以小者为佳。盖装大船则所费既多，以一大船之资，可分造小船数艘，驾驶既便，攻击复捷，其利一也。大船所发之炮，不能击尽小船，以数小船围攻大船，炮弹无有不中，其利二也。大船猝遇水雷，微有损坏即难御敌，小船为数既多，彼此可以互相救援，更番进战，敌计难以猝施，其利三也。小船所费既少，即有事亦易建造，其利四也。小船既众，置炮亦多，较诸大船倍能命中及远，其利五也。船小则食水亦浅，凡焚毁城廓，轰击炮台，大船不能驶进者，小船自可近岸，其利六也。两军接战，胜则可追击深入，败则可退守河汊，其利七也。若以水雷炮置于小船中，进迫敌船，又可乘机施放，其利八也。（注：王韬：《制战舰》，《弢园文录外编》，第77-78页。）
    故王韬赞同布氏之论，主张战舰宜求精，不必求巨，应多造炮船，巨无霸的铁甲舰以少造为佳，谓：“但得镇守之效，助声势之雄，斯已足矣！”（注：王韬：《制战舰》，《弢园文录外编》，第77页。）
    除了练水师、造战舰外，王韬亦提到敷电线、开矿山、建铁路等事，认为此亦与海防建设关系密切。譬如论到敷设电线为海防联络所必备的设施时，他说：
    我国家近拟以于各省整顿海防，诚却敌之谋、安邦之策。然亟宜筹办者，则莫如电线。夫电线传递信息最为神速，尽人知之。然亦知海防非得此无以侦寇踪而集战舶乎？夫沿海险隘，有炮台而无战舶，则炮亦成钝物；有战舶而无电线，则战舶亦属玩器。何则？中国海疆辽阔，各省险要之区，即分兵驻守，而苦于势分而力薄。若与敌国构衅，彼得窥探我之虚实，猝采攻击，所恃者有战舶往来游弋，分途救护耳……苟无电线以报警，则各省无由得知，何能倍道来援？（注：王韬：《设电线》，《弢园文录外编》，第75页。）
    又说：
    且无电线，而敌舶窥探海道，倏忽出没，亦难以追踪而蹑迹。不能预约水师为遏防，阴有以销其觊觎之心，显有以沮其侵伐之计。又非所以弭患于无形，防害于已著也。（注：王韬：《设电线》，《弢园文录外编》，第76页。）
    此外，王韬又注意到开矿与筑铁路对巩固海防建设的必要性。王韬指出，开矿的大利有三：一为掘铁之利，二为掘煤之利，三为开五金之利。三者几无不与海防建设有关。铁为造船制枪械火器的原料，煤为推动机器轮船运作的燃料，五金亦有益于民生日用，亦便于制械和筹饷。（注：王韬：《兴利》，《弢园文录外编》，第45-46页。）若此三者仍须仰给于外洋，则中国的海防建设，始终无法独立自强起来。至于建铁路，亦为国防不可或缺的大政，他说：
    且铁路之所至，亦即电线之所通，其消息之流传，顷刻可知……且国于有事之时，运饷粮、装器械、载兵士、征叛逆，指日可以集事。何则？以兵警军情传递甚速，彼此应援，捷于呼吸也……英国、中土，易地皆同也。（注：王韬：《建铁路》，《弢园文录外编》，第87-88页。）
    王韬在这场热烈的海防争议中，一方面强烈表明海防建设的迫切性，在战术上，提出了全面的布局；另一方面，也对日俄两国在远东的侵略扩张，表示关注与忧虑。他不但看到俄国在陆上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更提出俄国将成为中国海上的潜在大敌，海防的建设，不但要针对日本，也要针对俄国。王韬的海防思想，因此进入下一阶段的战略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