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三期的海防思想
    有关王韬海防思想的讨论，台湾学者王家俭在《清季的海防论》一文中，介绍比较详明，他认为王韬在1874-1884年间的海防论，以制战舰、造火器、练水师三部分为主要内容，而其他如开矿产、筑铁路、架电线等亦为辅助海防建设的必要措施。（注：参看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269页。）其所讨论的王韬的海防观点，大体均为战术上的考虑，与当时清廷沿海督抚大吏如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所倡行的海防建设内容，差异不大。然而事实上，王韬在第三期，即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所形成的海防战略思想，更为值得注意，这包括了“以战为守”、“四洋论”和“亲英、抗俄、保台、防日”的战略构想，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学界几乎完全忽略了。
    （一）以战为守
    王韬以战为守的战略思想，酝酿比较早，在60年代中期，他曾代人上书丁日昌，提出了“以战止战”与“以兵弭兵”的战略观点（注：王韬：《代上丁雨生观察书》，《弢园尺牍》，第90页。），力主在海防建设和海军的操练上，必须“使其能出入海洋，冲涉波涛，以尽其能事”（注：王韬：《上丁中丞》，《弢园尺牍》，第111页。）， 一改魏源《海国图志》以来所主张海防上应采守势战略的考虑。到了80年代，王韬以战为守的主张更为明确。他批评清廷过去海防建设皆以守而不以战为务，“但有海防而无海战”，强调“能守必自能战始”。（注：王韬：《上郑玉轩观察》，《弢园尺牍》，第141-142页。）王韬对战舰的性能素有研究，他反对购造大量以巡守为主的巨型铁甲舰，而主张多造以攻击性为主的小型炮舰，以攻势取代守势，这都是以战为守思想的反映。
    （二）四洋说
    王韬建设四洋海军的说法，具体见于80年代中期中法海战期间所发表的《言战》一文。他主张对法之战应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主御客；暂战中国虽然失利，但要争取常战的最终胜利；要达到这目标，便要积极进行四洋的海防布局。他说：
    我中朝既出于战，必当持之以恒久，举之以全力，勿以小胜喜，勿以小挫惊。中国海疆，南北逶迤万里有余，备不胜备，防不胜防。宜区为四洋，而统之以四重臣，以节制而总辖之，寄以专阃之任，重其责成。辽东三省为一军，直隶山东为一军，江浙为一军，闽粤为一军。敌至则应，敌去勿追，守有一定之地，敌人入尺寸即治以重罪……一战不胜则再战，再战不胜则三战，务有坚忍不拔之志。（注：王韬：《言战》，《弢园文录外编》，第354页。）
    自1874年清廷海防争议出现以来，丁日昌提出的分三洋以练海军、备战舰，似乎成了清廷海防建设上的共识，当时的战略考虑，似是以日本和英法等西欧海洋大国为假想敌。丁日昌的三洋构想是“创建轮船水师，分为三阃……以一提臣督之，分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驻扎大沽，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属之；一曰中洋提督，驻扎吴淞江口，江苏、浙江各海口属之；一曰南洋提督，驻扎厦门，福建、广东各海口属之。”（注：丁日昌之议见于《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原件于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初六日上呈湖广总督李鸿章，后又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十一日由广东巡抚张兆栋代呈总理衙门。见张侠、杨志本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王韬的四洋论， 表面上看来似脱胎于三洋说，其实形式同而精神异。王韬的四洋观点，特别突出了东北三省应自成一洋，而与其他三洋平行，显然有其重要的战略考虑。
    中国的东部海疆，自60年代起，虽然为英、法、美、俄、日等国环伺觊觎，但王韬认为只有日本和俄国，才是即将冒起的头二号大敌。关于俄国，王韬认为它不但在中国的东北、西北边疆有扩张领土的野心（详后），对中国的海疆，尤其是东北海疆，也构成极大的威胁。王韬因此提出了中外合力防俄的战略思维；在海防的考虑上，必须同时针对俄国在远东海域的扩张。王韬建设四洋的主张，要东北自成一洋的构想，由此而来。
    （三）保台防日
    日本威胁中国海疆，自70年代初已开始。1874年派兵犯台，1879年谋划吞并琉球。王韬在此期间，连番上书清廷大吏，又在《循环日报》撰文多篇，力辩保有台湾、经营台湾及防范日本的迫切性重要性。他呼吁清廷千万不要放弃台湾，使其落入日人之手。他在《循环日报》上撰文分析日本海军的战斗力，提出与日本作战的策略说：
    今苟与日本交兵，上之则速购铁甲，巧用水雷；次之则用最巨之炮，从高击下；下之则集船于内港，控扼要害以制之。若夫陆战之法，则我固可以操胜券矣……联络生熟各蕃，以为犄角，内外合击，兵民同心，无不歼者。若久而顿师不进……坐失事机，任日本肆意蚕食沿海之地，尽为日据……则吾未见其为计矣。（注：王韬：《论铁甲战舰》，1874年7月9日《循环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