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100年了。100年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史学”的倡导，历史考证学派的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画卷。《新史学》的发表，在20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间，曾经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倡言“史界革命”，关注历史哲学，推重历史教育等思想，至今仍有可资参考的价值。但是，《新史学》同历史上的许多事物的出现一样，也有其片面性。对此，我们都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本刊为纪念《新史学》发表100周年，约请史学界朋友撰写一组文章，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2）12-0020-15
    作为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宣言之一，《新史学》除了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外，还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撰述的性质和目的；激烈抨击中国传统史学。
    对于前者，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特别强调指出：“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梁启超：《新史学》）运用进化论看待客观的历史、解释撰述的历史，遂认定史学的发展对历史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将史学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对于后者，梁启超认为：“兹学之发达，两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 ，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 四端焉。”这四端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进而认为“ 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是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的偶像。（梁启 超：《新史学》）
    梁启超之所以提出了“新史学”、“史界革命”等史学上的主张，是建立在批判旧史学的基础上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激烈批判旧史学，具有为史学研究的思想解放开辟道路的作用。同时，梁启超的主张，其理论依据是进化论，正是具备了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想，使他在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见解，为新史学建立了初步的理论框架。《新史学》中的批判意识、历史观的变化，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对于中国史学的转型而言，具有十分明显的积极因素，《新史学》也正是因此而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然而在今天看来，《新史学》中的主要观点，除了其积极的一面之外，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或因偏激而造成的谬误。总的看来，其积极的意义不容忽视，但不足之处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以致造成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还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梁启超为文，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其中所表现的对传统史学的强烈的批判态度，也是政治激情大于学术研究，换言之，他的史学思想因其政治性所使然，很难趋于客观。
    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将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原理直接联系于人类发展历史上，没有区别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公理公例的不同，讲“人群进化之现象”，却未能触及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同进化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进化史观自身及理解运用进化史观的局限性。批判旧史学的激烈言辞，亦多有偏颇失当之处，其论断有明显武断的感情色彩，将“新史学”与“旧史学”截然对立起来，看不到其中的前后联系、继承发展的关系，用近于绝对化的批判代替了科学的分析。“四蔽”、“二病”固然指出了旧史学消极的一面，但于传统史学的总体而言，不应断然认定其“不知有国家”、“不知有群体”、“不知有今务”、“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的批评之于体裁多样、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史学而言也绝非尽然；二十四史虽以历代王朝为主线，但二十四史所包容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发展内容，远远超出了“家谱”的范围。因此，梁启超对于旧史学的批判，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可谓得失参半。
    梁启超本人也逐渐意识到了《新史学》中的许多观点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他游历欧洲之后，亲身感受到了西方的文化氛围，直接了解到了西方学术的发展状况，更加深入地接触到了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流派和各种历史观点，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梁启超退出政坛之后，情形与以前也有了很大不同，他的主要精力开始集中于学术，而对于政治则放在其次，“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这是梁启超一生中活动历数次变化的最重要的一次变化。此后直至去世，梁启超的主要时光是在著述和讲学中渡过的。从政治转向学术，从政治家转向学者，既导致了梁启超对政治与学术、对致用与求真等问题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也导致了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回国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他对他曾经深信不疑的进化史观开始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对传统史学的态度也因之发生了变化，对《新史学》中的主张也做了诸多修正。如在《新史学》中将史学界定为“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而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史学定义为“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不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否定了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过分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认为自然科学在于求“共相”，历史学在于求“不共相”，二者正好相反。其实，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性质毕竟不能完全等同起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有条件地将他们区分开来，是必要的。但梁启超自称“着实恼乱了头脑”，将它们绝对化了，反而走向真理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