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了后人的很多议论，批评者有之，赞同者有之，表示理解者亦有之。我们认为，梁启超的这种转变，一方面与他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他的史学思想的变化，特别是对于进化史观所表现出的怀疑和困惑，既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的反映，也是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梁启超的直接影响所致。而他后来撰述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则明显反映出了对“中国之旧史”的看法与态度的变化。由政治家转而为学者的梁启超，在史学方面做了更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他曾有志在中国通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中国佛教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进行探索和著述，以期健全其“新史学”体系。尽管如此庞大的著述研究计划很难悉数完成，但是他都程度不同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做出了研究成果，成为现代中国史学多个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对历史观、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变化也由此而产生，譬如对传统史学的评价从彻底否定到有选择地回归，对历史学目的、性质的重新界定，对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律观察解释历史现象的怀疑等。
    从《新史学》到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这一过程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史坛在接受西方史学并开始致力于中西史学结合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梁启超的变化，就他个人而言，固然与他接受西方学理比较博杂，且又没有形成成型的理论有关，但是透过这个现象，我们仍可以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首先，促使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认识到了西方的一切并非尽善尽美，由此可以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西方学理；其次，通过前面的认识，促使人们回过头来反思，并意识到对传统文化完全否定的做法是不妥的，应当用一种更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传统，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身的文化遗产。许冠三指出：“任公新史学的成长经历，恰好是一个从迷信西学到择善而取、从背离传统到选优发扬的辩证过程。”（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这确为十分中肯的评价。如果说，梁启超前期以《新史学》为标志充当了批判旧史学的勇士的话，那么梁启超后期则是在建立新史学、开创现代史学新局面的成就卓著的建设者。他以丰富的史学研究成果，为转型中的中国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作为一位探索者，积极地吸收和接受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并且勇于否定自我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善变是梁启超学术的一个明显特征，尽管为此而常为时人和后人所垢病，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能说这正是他的一个长处。就像他曾自我剖析的那样：“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因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地否定自我而变，因自身的地位和处境的不同而变，因接受西学的更加广泛深入而变，这些他本人并不讳言。但是还应当看到，在一些大的方面，他却坚持一贯到底、始终不变，而这些方面是一开始就在《新史学》中充分表现出来的。
    最为明显的是梁启超史学思想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极力强调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把史学作为激发爱国热情、强国富民的重要工具。后期的论著，其爱国热情丝毫未减，只是多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如1920年作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认真界定了“民族”、“种族”、“国民”的概念和关系，十分严谨地叙述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文中还批驳了在当时流传一时的外国学者关于中华民族“西来说”和“南来说”的错误言论。张荫麟认为梁启超后期“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然终不能忘情国艰民瘼，殆即以此损其天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梁启超后期提倡史学求真，但始终未忘求真的目的在于致用，始终把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作为他史学思想的最基本内涵。这些思想都与《新史学》一脉相承。
    积极主动地吸取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把西方新学理与中国史学加以结合，也是梁启超史学的不变特征。《新史学》的主要观点，就是以西方的进化论为理论依据。在欧洲游历期间，他积极学习西方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其主要目的就是试图借鉴西方史学，以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体系。从这个角度而言，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也可以看做是中西史学结合的尝试之作。这些著述与《新史学》一样，从形式到内容均令人耳目一新，风行一时，影响至远。
    即使是梁启超对进化史观及历史因果律提出了疑问，但是从他后期的著述中仍然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对他史学思想的内在影响。如他对清代学术发展由“启蒙”到“全盛”的认识途径，对中华民族、中国史学等的形成和发展的总体看法，都还是以进化理论作为基本理论指导的。他虽然指出“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但又认为借此不谈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也是不行的，“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在许多方面是对《新史学》的超越，同时，《新史学》中一些固有的积极因素依然存活于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之中。《新史学》中的合理的、精髓的内容，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其偏颇失当之处，也应分析详察，不可简单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