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的不同的基本评价，往往暗示着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不同的发展方向。对十七年史学的基本评价不同，也就蕴涵并形成着新时期在史学指导思想上的不同认识和主张。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积极地总结十七年史学，继承和发展十七年史学指导思想及其研究实践中取得的积极成就，同时深刻地认识其片面性及消极影响，以使我们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唯物史观及其正确运用，是新时期我国史学理论和实践所努力的基本方向。对唯物史观作一种正本清源的科学梳理，使得新时期大多数史家对唯物史观内涵及其指导功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下面的几项基本事实，便足以说明史学界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功能认识的进步。
    其一，明确地认识到，作为史学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理论体系，而不只是用唯物史观结合部分历史实际研究所得出的理论观点，如阶级观点。当人们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体系去观察和认识作为史学研究对象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时，即以文明史而言，绝大多数史家已不再局限于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发展的表述，而认为人类历史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即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人们相互间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在人们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关系领域，以文明史来说，当然包括阶级斗争，同时也包括阶级间的统一，阶级间的又斗争又统一，构成历史上阶级关系的完整内容。另外还有各个阶级内部关系的发展，以及那些具有社会性然并不一定具有阶级性的历史内容。这样一种较为全面的历史观念的形成，使得当代史家的历史视野大为开阔。其结果，在新时期里，除政治史继续得到应有的发展，经济史大为加强了，文化史、社会史已经有所发展，以至科技史、伦理史、风俗史、心理史等等，也都进入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
    其二，对客观历史进程中主体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仍然存在分歧意见。在我看来，除个别论者提出的“新英雄史观”外，绝大多数史家的认识，是在逐步接近的。不赞成以“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作为历史创造者总提法的学者，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认为人类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即除人民群众外，其他各种历史力量也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仍然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提法正确的学者，现在也不再认为只有劳动人民群众才创造历史，而将劳动群众以外的许多历史力量也包括进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之中了，唯不包括反动历史力量。这场讨论还会继续，当学者们在对“历史”和“创造者”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求得统一的规定后，认识便会更趋一致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创造者问题的大体统一的共识当是：整个人类历史是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自己创造的；创造历史的人们的作用不一，其中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要力量，而人民群众以外的各种历史力量也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并起着不同的作用；在人民的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是这一历史的创造者，其中的领袖和英雄人物则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样一种历史主体认识的获得，必将有助于史家更加全面地探索历史。
    其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即使都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轨道去考察，由于学者们观察问题的具体角度不同，分歧意见更大，一时尚难统一。对绝大多数史家而言，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再满足于只有阶级斗争才是文明历史发展动力的见解。前几年讨论中，许多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方向所提出的有关历史发展动力的见解，已经并正在扩展着历史学家的研究思路，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更加深入。
    其四，关于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的功能如何更好地发挥，也引起新时期相当一批历史学者的重视。由于唯物史观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基本原理的综合，它对社会历史领域的各门社会人文科学都起着普遍的指导作用。为着使唯物史观与史学领域基本条件密切结合，以更具体地发挥它对史学的指导作用，作为联结唯物史观与史学导域中介的史学理论，新时期受到了史学界领导和学者的突出重视。已经公开出版的史学概论专著便有多种，发表的史学理论文章则更多。史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新时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它的产生已经并必将使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和教学的指导作用，发挥得更为具体有效。
    其五，包括史学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实践性。理论和实践的中介是方法。联结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实践的史学方法和方法论，在与新时期史学理论产生的同时，也已被提出。前几年史学界出现的方法热，颇为复杂。其中的主流，则是一大批学者主张批判地吸取包括史学在内的古今中外各种科学的方法和方法论研究的积极成果，建设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由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多样化统一的史学方法体系。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体系，也正在建设之中。它的产生和进一步发展，使得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对史学的指导功能，将更加切实而可行。
    将十七年史学判断为“传统史学”或“阶级斗争史学”而予以基本否定，是一些学者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作出“史学危机”认识的出发点（前几年关于“史学危机”的议论，有着各种不同的出发点，需要具体分析。这里指的是一些学人将库恩科学范式发展理论运用于我国史学而得出的史学本身发生的“危机”）。“史学危机”便意味着要否定原来规范史学的一系列理论原则方法，而代之以新范式即一系列新的理论原则方法，建立以不同的历史观指导的所谓“新史学”。人们注意到，实际上提出史学本身发生危机的论者中间，也存在着倾向不尽相同的主张。
    有一些青年学者否定“传统史学”，提出建设“新史学”，主张仍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核心。这个愿望是善意的。但在逻辑上发生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这种主张是将传统史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既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危机”，要对之“革命”，逻辑上就意味应该用“新”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来代替；既然仍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即唯物史观为核心建设史学，便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最基本的理论原则上是一致的，那“史学危机”又何从谈起！实际上，这是一些青年同志对十七年史学，只是看到了它的消极面，而对之缺乏全面、深入而慎重的分析。这样，在笼统地否定了十七年史学及其指导思想之后，他们主张的那个“发展深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内涵呢？要建设的“新史学”的实质又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也觉得难以“测定”。这反映出一部分青年学者在各种思潮冲击下思想上的彷徨。我建议得出这种看法的青年朋友，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十七年到新时期的发展，与其用并不符合我国史学发展实际的库恩理论做分析的工具，还不如批判地借用依·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作为考察的工具，所得结论或许更能站立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