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是另一些青年学者常常议论的。多元化的含义也非一，如果是指史学研究领域、层次、具体研究方法、史著体裁、风格等等的多样化，那正是我们应当提倡的。然在有的青年学者那里，则是指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你可以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我也可以用其它史观作为立论的基本依据。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完全否定了人类历史的客观性质，这种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史观，也曾为一些青年学人所赞赏。受到指导思想多元化论者青睐的，当然不只是一个克罗齐。这种史学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同唯物史观实际是对立的。需要提醒的是，一个学者一旦选定某种历史观，便决不会只是用来观察历史，也同样会以之指导观察整个社会和人生，从而极有可能一爪落网，全身被缚，由思想上误入歧途。
    公开地在史学指导思想上排斥唯物史观，是新时期史学的一个引人注意的倾向，这可以金观涛为代表。本来，金观涛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以其所长，涉足史学，最先将系统方法引进史学领域，丰富了历史研究手段。他如以一位科学家应有的谦虚精神，在一个自己并不深知的领域里，谨慎地从事研究，对史学发展是会做出贡献的。可他从1980年刚刚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是超稳定系统的假说时，便对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提出质疑。以后似有彷徨，总的是越走越远。到1985年，他便公然企图将自然科学方法完全移入社会历史领域，建立用自然科学方法论取代社会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所谓统一的科学方法，并以公开排斥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科学的指导为己任了。然而，再好的方法，只要不停留于空谈，而以之研究历史实际，便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某种历史观的制约。排斥唯物史观，便必然地要用另一种史观来代替。以金观涛作历史顾问的《河殇》，便选择了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为指导。汤因比在《我的历史观》中自述他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基本要点之一是：“一切叫做文明的各种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和同时的”。这实际上是否定人类社会历史有任何实质内容的发展。《河殇》选择了这种历史观，又用了金观涛据以作出超稳定系统假说的系统方法，其结果是：“系统方法”＋文化形态史观＝没有历史发展。在他们看来，从古到今中国这个超稳定系统，没有任何实质历史内容的变化，我们自己搞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必须完全得出外力推动，才能使中华大地进入蔚蓝色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个论断，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不同意的。绝大多数中国史学家，也是不赞成金观涛等据以得出这个论断的史学基本倾向的。
    回首远望已毕，抚案沉思：尽管新时期史学指导思想产生过以上一些曲折的支流，但其主流，则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探索。前十七年，史学指导思想也产生过失误；文化革命中甚至一度近乎断流。然总起来看，解放以来四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史学的基本指导思想，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我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是在逐步准确、深入和向前发展的。但其间也确曾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曲折，因之，便有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在正确的基点上加以认真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