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12月23日，黄遵宪在致王韬的信中曰：“日本似不足为患。然兄弟之国，急难至此，将何以同御外侮？”⑨而在笔者最近见到的黄遵宪亲自写给当时开国派代表人物金弘集的《朝鲜策略》中，明确地提出：日本的威胁不足虑，主张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自强自立，以抗拒俄国的威胁。认为日本是“同受俄患，力不足以到朝鲜”之国⑩。
    凡此等等，俱是确凿无疑的资料，而这些资料中反映出来的1879～1880年间的黄遵宪的日本观，和《何如璋与总署辩论球事书》中所见的力主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究意是黄遵宪自己的看法翻来复去、不断变化，还是《琉球三策》等致总署电文中的看法并非完全是黄遵宪的思想呢？结论应当说是很清楚的。
    四，有些论者以黄遵宪所作的《流球歌》，有强烈的批判日本侵略的倾向，来说明他的想法和《致总署函电》中所见的理念一致。
    《流球歌》中对日本兼并琉球，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之情，这是事实。然而，正如研究者们已指出的那样，《流球歌》并不是1879～1880年间的作品，而应是晚年，至少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所作（11）。那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大有变化。我们怎么能把以后的作品来作为证明1880年前后所撰《琉球三策》等的证据呢？事实上，黄遵宪对日本的态度，对日本向外扩张的野心，是有认识过程的。而在1880年前后他并不，至少是并未明确地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而这正是他和何如璋当时思想的一个较微妙的差异。
    （三）
    要阐明这一点，就必要对黄遵宪与何如璋的关系略作一些探讨。
    现在不少论著中，把何如璋描写成是反反复复，没有定见之徒。比如吴天任氏《黄公度先生传稿》曰：
    此后中日交涉渐繁，使馆事亦寝剧，如璋悉以委先生（指黄遵宪），盖如璋多谋善变而寡断。先生曾谓其于五分钟内，已三变其旨，先生则每事必观其深而有定见，故事无大小，多待决焉。（12）又比如，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曰：“先生在日本参赞任，使馆中事，多决于先生。”其所据为黄遵宪的族弟黄遵庚（由甫）所云，其大意与上引吴天任语略同。（13）
    这里所说的情况，和事实是有出入的。
    第一，从何如璋和黄遵宪的个人关系而言，何比黄大十一岁：是黄的文执辈。（14）黄遵宪得以在日本任职，乃出于何如璋的荐举。黄遵宪《日本国志自序》中说得很明白：
    丙子之秋，翰林侍讲何公实膺出使日本大臣之任，奏以遵宪充参赞官。而到了日本，诸事多由何如璋主持，交黄遵宪操办，比如到东京借租使馆居所（15），又比如前面提到的使馆内具体分工的记载，俱可以为证。
    实际上，何如璋出使日本，乃是由于李鸿章的提拔。据温廷敬《何如璋传》，他于1869年中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升侍讲。究心时务，尝见李鸿章与之交谈，李鸿章十分尝识，曰：“不图翰林馆中亦有通晓洋务者也。”（16）因而提拔为驻日公使。这样一位锐意于洋务，正当壮年欲有一番作为的官员，难道会把驻日使馆中的一切，俱交付仅为自己子侄辈，年方三十余岁的黄遵宪决定吗？而且，即便如此，使馆中还有副使张斯桂等多人，又如何会同意？（17）所谓何如璋把使馆中事俱交付黄遵宪决定的说法，于情理，于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俱是说不通的。
    第二，黄遵宪对于何如璋，从现公开发表的诗文来看，是相当尊重的。黄遵宪自香港回国，又恰逢何如璋遇赦自新疆回福建，他未见到，有诗曰：“公正南归吾北上，欲论近事恨无缘”（18），表现出相当的知音之感。
    又比如，笔者最近见到的韩国外交史料中，有《金弘集与清国驻日外交官笔谈记录》所记为1880年夏之事，当时，多由何如璋与金弘集主谈。黄遵宪也时有参加。其间，他对何如璋的尊重屡屡可见。如，七月十六日在清公署的谈话中，他说：“钦使何公，于商务，能悉其利弊，于日本事，能知其真伪。有所疑难，望一切舆商。”八月二日，黄遵宪一人赴朝鲜使节处，和金弘集谈，有曰：“何公使每见日人，常劝其事（按：指日本与朝鲜之间的税务协议），事务持大体。”（19）
    无论在赴日前，在日本使馆任中，甚至在何如璋因马尾战败而受贬斥以后；也无论是在何如璋面前还是背后，以所见的公开、或尚未公开的资料而言，黄遵宪俱无贬斥何如璋之语。也无在日使馆事皆由自己决定的说法。那么，前面所引述的有关何如璋的种种说法，到底是黄遵宪背着人另有一套说教，还是后来人按自己的理解加以叙述的结果，不也就很值得再考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