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李鸿章出使俄国，黄遵宪前去谒见，1900年，李为两广总督，屡聘黄遵宪出山（30）。而李鸿章死后，黄遵宪又作诗k3fa08.jpg之，诗中有曰：
    骆胡曾左凋零尽；大政多公独主持。（31）
    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32）
    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难。（33）尽管黄对李的联俄制日，以夷制夷的方针并不满意，但对李本人非常推重，并且十分感激他的知遇之恩。须知李鸿章在甲午之后，非议颇多。黄遵宪的这种态度，就更显可贵。
    由此观之，说对李鸿章的卖国外交路线，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云云，不就令人感觉到是后人打在黄遵宪头上的光圈了吗？！
    黄遵宪在中国近代史、在中日关系史上有其不可否认的地位和业绩，自当千古流芳。但是，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日本观也并非天生而就，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逐步形成的。我们无须将他们后来的著述和思想，说成他“早已有之”，也无须为了给他打上光圈，而把同时代的人抹黑；更无须受时论的左右，把他故意放到某些人的对立面上，以显示他的高明。
    历史就是历史，不应因人废言，也不应因人、因舆论而动摇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和探索。
    注释：
    ①见《复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四期。
    ②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2）520页。
    ③张堂锜《黄遵宪及其诗研究》（台湾、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北京，1988年版）下文所引诸条看法，俱出自此二书，不再详注。
    ④《黄公度先生年谱》（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版，后所附本）1858年，1886年条下。
    ⑤见梁启超《三十自述》，又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
    ⑥《大河内文书》（平凡社《东详文库》本，东京，1973年）第64页，其中说到当时使馆的分工状况颇详。
    ⑦⑧见《人境庐诗草》卷三，第256页。此诗作于1879年，参见上引吴天任《傅稿》第八章所列《人境庐诗谱》。
    ⑨此信现存于南开大学，又见上引郑海麟书第60页。
    ⑩（19）此《笔谈》国内尚未见。刊于韩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汉城、探求堂，1950年版）。
    （11）《流球歌》现见《人境庐诗草》卷三，钱仲联先生在《笺注》中曰：“钞本无此诗，恐非庚长年所作，而是后来所补。”其说甚确。吴天任《诗谱》作1880年作，误。
    （12）前引《黄公度先生传稿》第76页。
    （13）除了吴、钱以外，郑海麟，张堂锜的论著中，也持此说，不另赘引。
    （14）见《黄公度先生年谱》1876年条下。
    （15）见何如璋《使东述略》（长沙人民出版社《走向世界丛书》本《早期日本游记五种》1983年版。
    （16）此《传》见《茶陵三家文钞》（《补读书庐丛书》本，1925）。
    （17）当时张斯桂为副使。同时出国者，据何如璋《使东述略》云，有理事（领事）范锡明，副领事余k3fa09.jpg等十余人，跟役二十六人。
    （18）见《十月十九日至沪初随何大臣如璋使日本即于是日由上海东渡，今十二年矣》载《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五。
    （20）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的研究》（吉川弘天馆，东京1984年3月）113页。
    （22）《日本杂事诗》定本第二十四首下有注曰：《使东杂诗》纪沿海光景……恨蜡屐无缘，未能一游耳。“此首原本即有为第23首，可见作《杂事诗》有受《使东杂咏》启发处。
    （23）参见美国费正清等编《剑桥晚清中国史》（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第562页。
    （24）何如璋《使东述略》。
    （25）见上引《近代日本交涉史的研究》第113页引自《中日交涉史料》卷一、二○，二一号。
    （26）参见上引《剑桥晚清史》第七章，第十一章中的有关章节。又见下文李鸿章给朝鲜李元裕的信。那时对俄国侵略感到忧患，从林则徐开始，到郑观应，王韬等，都有论说。
    （27）比如，李鸿章回何如璋电，指他“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转致激生变端。”（见《李文忠公全书，评署函稿》卷九44页。又恭亲王1879年4月10日奏章中曰：“倘何如璋等以事无转圜，暂尔回华，……以为日后收场地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五，11～13页）。
    （28）见钟贤培等编《黄遵宪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前言》上引郑海麟书第二章等。
    （29）见《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台北，1972年）第二卷471页。
    （30）见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上述诸年条下。
    （31）（32）（33）见《人境庐诗草笺注》第1058、1061、10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