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阔的视野促成了宗教改良观念的形成
    从《醒回篇》的作者队伍看，大多数作者都是留学于日本的青年学生，这就说明他们在文化构成上所受的教育已不仅仅是回族传统的经堂教育的内容，更多的是学习和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社会学说、历史知识、自然科学以及资本主义发达的物质文明，受到了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很大影响。当时正是戊戌变法运动已在知识界引起很大震动之后，变法图强成为一种新的潮流。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日本的明治维新等，都成为了学习效法的榜样。再加上当时的日本东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策源地之一，各种以救国为目的的社团纷纷成立，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回族资产阶级除具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共同的特点外，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这就是回回的民族性，由于伊斯兰教始终伴随回族的历史发展，是维系回族人民心理素质的准绳，因此，如何在新的历史潮流中看待宗教问题成了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考的重要内容。由于他们具有知识面广、博学广闻、思想敏锐、富有创造性等特点，开阔的视野，为促成宗教改良观念的形成打下基础。首先，他们从伊斯兰教自身的历史发展出发，探寻宗教改良的真理。“穆罕默德，世界第一之宗教改良家也……仅此改良宗教之手段，走魑魅驱魍魉使阿拉伯宗教迷信之蛮域，一旦拨云雾而靓青天。开撒拉斯六百年之帝业，破欧罗巴五世纪之暗世翳，谁之力欤？”⑩“回族虽创始于穆罕默德，实渊源于古人之学说。并折衷基督、犹太人二教，酌古准今……一变而为世界的宗教。”（11）从穆圣的创业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并从历史的发展中，对宗教有了更新的认识：“宗教者何？古之圣人以维持世道之心，而与人树一行为之标准也……盖回回宗教，以识主为宗旨，以敬事为功夫，以归根复命为究竟……吾教之流入中国千余百年，去古愈远，愈失其真……明其旨也，因得一简括之名词焉，曰‘宗教改良’是也。”（12）其次，以西方诸国和佛、孔两教为例，旁征博引，论述改良伊斯兰教之重要。“宗教为驾驭社会之利器，而当随宜以递变者也。故耶氏独尊天父，赫胥黎则变之以物竟天择。路德、卢梭又变之以人权天赋，孟德斯鸠于人权之中，再变之以三权并立，故其政教一贯，而国以强。婆罗门尊其教族……普渡众生，破除旧习……中国自黄帝、尧、舜相传之礼俗政教，虽天人备赅，孔子犹虑迂阔，故改述其制……惟吾回教，自创建以来，循守旧律……至近世，土耳其既窘于列强，而中土之奉其教者，犹涣散而无统系……然则儒、释、回、耶，同属宗教也，同居天壤也，同一圆颅方趾之伦也，彼何以日演日强？我何以日演而日弱？”（13）把宗教改良提到了振兴民族振兴国家的高度，显然这些思考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从中可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正是基于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和认识，从而才提出了改良伊斯兰教的意见和许多具体办法。
    四、具有振兴民族的强烈愿望和历史使命感
    如何振兴回族是近代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考最多的问题，也是《醒回篇》中探讨的中心。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所以具有振兴民族的强烈愿望和历史使命感，首先在于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有民族自豪感。从维系回族人民共同心理素质的纽带--伊斯兰教来讲，《古兰经》本身“纯言真宰相同万物之理，化化生生之道，无不体用备赅。其宏博精微，较之儒、释，或更过之”。（14）伊斯兰文化更“为世界之师……观夫欧洲，中世纪以来之文明，而谓由回教学术之输入……为欧学继往开来之津梁，文化彪炳，照耀全欧。”（15）而伊斯兰教在现实中也值得自豪：“耶教之在中国，为败类之逋逃薮，常酿民、教相仇之畔。幸也，而吾回教皆无是出。夫以回教与他教比，其纯驳正颇不待剖白而自明。而吾教之光明磊落，照宇宙面系人心，即此一端可见也。”（16）从回族历史上讲，“各省之回族，其数在八千万以上者也。自唐迄今，历时千五百年，而回教人数，万倍于昔，试问环球各国，有如是发达之民族乎？”（17）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是振兴回族的前提。其次，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够正视民族的现实，具有清醒的反思意识。尽管有些观点并不十分正确，但却敢于直言：“回人自满自溢，不能虚怀益智，以求精进。以为蒙真主眷佑，守穆圣之遗训，恃人民之刚勇，可以立足天壤，万世无忧也。”（18）对新、旧教派之争也毫不隐讳：“新老冲突，诉讼繁兴，官司愤怒，杀人如麻，伤心哉！”（19）由于长期以来，特别是清朝时期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严重摧残了回族的整体力量，再加上清代的数次民族大镇压，使回族人口大减，生活范围缩小，同时也加速了某些地方回族的汉化程度。所以《醒回篇》中说：“今日中国之回回宗教，衰微达于极点，其不断仅如缕耳。”（20）伊斯兰文化光照千秋，但“穆罕默德后竟无其人，使前哲经营之苦，如文学、美术、算数、天文、理化诸科，悉让他教人拾取肆习……而吾回之宗教家梦梦如故。诵三十部经外无所事事。”（21）强烈的反省意识跃然纸上。从留日学生来看，绝大多数来自于沿海和南方一带，回族居住最多的西北却几乎没人（只有陕西两人），这就使这些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准确地看到回族真正的力量所在，认为“苟吾掌教，长此因循，今日之不昔若者，后日更不若今日，经数十百年后，则吾教之残存于世者，如梦之花，如幻泡影，或并于天主，或并于耶稣”（22）即表现了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痛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也暴露了他们对预见民族未来上的某些弱点，但毕竟证明了他们确是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正视民族的现实，并有足够的信心振兴回族：“吾中国宗回教者计八千余万人，岂皆淟涊凡庸，长此醉生梦死乎！苟一发其深省，吾知其必振袖而起也。”（23）近代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振兴民族的强烈愿望和历史使命感洋溢于整个《醒回篇》的始终，也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思想认同，才使他们能在远离祖国的异乡他国组织起“留东清真教育会”，时刻不忘自己民族的强盛，时刻不忘回回民族的未来，并积极思考，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