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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外交界尚无大使衔头。庶昌虽只是代办级，西国仍按照公使呈递国书隆重仪节，优遇黎氏，可见其时欧陆对我华之重视。
礼曰：“往而不来，非礼也。”庶昌深知其时朝野对西洋外交礼节以及宴会社交风习之完全隔膜，以故在《西洋杂志》中，对有关方面纪述特详。
慰慈读有关外交仪式、领事证书、社会风习时，感觉特别亲切，认为在一百二十年以前之外交场合，大体一仍旧贯。如慰慈在莫斯科生子，婴儿甫自医院回家，喜接礼宾司长之贺卡，即其一例。所不同者，王室与宗教长老之地位更趋式微。例如西班牙王室对外交团邀请之“预贺生子”，公使之“不宜与民人往来，即庶僚诸绅，亦不得源源接见”，以及“头等公使”订期接见他国公使前来拜会等，皆属闻所未闻。（按：中南美洲拉丁语系国家，通常在外交团中以教廷大使永居首席，或即《西洋杂志》中所谓之头等公使，但首席大使亦须先拜早履任所之使节。至于黎氏所述在柏林见比王，系国王函邀有关使节晋见一节，则属正常现象）。
西班牙属地古巴，于陈兰皋兼任驻西国使节后，因古巴我国侨民最多，其时由于闽粤不肖之徒，诱拐良民数万，贩卖至该岛充苦工，种种苛虐，殆非人理。一八七九年，清廷派刘湘浦（亮沅）任该岛总领事，幸得驻清廷公使马巴里亦亲往古巴查看，中西两国经协商同意：（一）华侨自愿返国者，听其返国；（二）裁撤奴役华工之“官公所”；（三）驻华公使偕同我总领事至全国糖工厂查看。西国驻古巴总督亦同意一切有关事与刘总领事直接洽商。我方以交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乃由刘总领事在马德里张灯结采，大宴宾客，表示谢意，蔚为两国首都盛举。此亦间接说明黎庶昌在西任代办时双方相处之融治。
政治
彼时皇室显宦，朝野士大夫之流，多数妄自尊大，对列强政治之运作，工商业之经营，交通工具之进步，军事武器之船坚炮利，科学发明之一日千里，均蒙昧无知。而在谴责洋务为无益耗财声中，由于迭次战争之失利，自同治初元（一八六二）以来，亦逐渐有明显的改变，诸如使臣的派遣，轮船购买与轮船公司之设立，幼童出洋肄业的开始，派员游历以了解异地情形等，亦皆已蹒跚起步。
《西洋杂志》对欧西政俗，有极深入的观察及研究。其《总论英国政治》中，认为英国“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事之是非利害，推求务尽委析；论辩务求明晰，不肯稍有含糊，辞受取与之间，亦径情直行，不伪为殷勤，不故作谦让，男女尽人皆然，成为风俗”。庶昌因此作一警惕性之结论：“出门拜会，街市往来，从未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鼓舞欢欣，不图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匈奴回纥”，正是彼时朝野显要对西洋的看法，因此，忧国愤时之黎氏，不得不效贾生之痛哭流涕长太息，在此作大声之疾呼。
《西洋杂志》论议会立法，为国家三大权之一。以英国言，上议院为王族、世爵议政之所，下议院为绅民议政之所，议院与新闻报纸有电视相通，议院辩论未终，而新闻报纸已排列成版矣。议长立于上，议员按登记号数传呼发言，不许搀越抗争，不如法则议长扶出之。得失不能决，以人多者为胜。最后言及俄国土耳其事，辩论逾半小时，众皆肃听，而无急于骋辩者，可谓从容有制矣。
黎庶昌之言曰：土俄之事，其所以宣示上下议院者，皆事之变，亦虑其用兵，兵费出自民间，当预筹之。其君臣上下同心，一律无所障蔽，而尤勤勤以爱国谨事为心，所以能致富强，雄长西洋十余国，其原皆出于此。
黎氏对议会立法对国家之重要性，有如上述。在德法及西班牙驻节时，对其议院，俱有详尽之记述，盖可窥知其用心所在矣。
《西洋杂志》所载德（普）皇、俄皇遇刺情形，其着笔处，亦足以发人深省。
（一）一八七八年，德（普）皇被刺，黎氏记，泰西之君，大抵勤于政事，亦不废游观，而仪文简略，无扈从警跸之烦。两马一车，徜徉驰骋，道旁行人，仅免冠行礼，其君亦举手及额以答之。若不及礼，亦不介意。每出入，人人得而望见之。
据上所述，由于“无扈从警跸”。因此四月十日第一次被刺幸免，第二次五月二日在王宫门前卒丧命。然普鲁士“虽遭此大变，而肆市无惊，安堵如故”。慰慈犹忆及第二次大战后，外交部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最早派黄朝琴至东京视察。黄氏报告之言曰，天皇宣布投降后，盟军占领，日本货币未贬值，学校未停课，交通工具畅通如恒。黄氏报告，对照莼斋所记，盖可以见其所谓“文明国家”者之优点之所在欤！
（二）一八八一年，俄皇亚历山大在位二十六年被刺，其时间系阅兵返宫途中，随从侍从武官数名，兵二十余人，被所掷炸弹伤从官及士兵数人，未及俄皇。御者鞭马疾驰，俄皇止令驻车。下车视武官之被击伤者。俄皇甫下，第二次炸弹正击中俄皇。慨思俄皇遇刺前，巡捕统领已发出警告“行止宜慎”，俄皇谓此已习为故常，不足忧虑。其心思与上述德皇无异，故及于祸。而俄皇之体恤下属，终以身殉，离古之明君，未为过也。上述两国君主之被刺，黎氏记述谓均社会党人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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