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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一书认为，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进入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要素。然而也应看到，现代化的变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冲击-反应”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绵延。只是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 有的学者把中国现代化的类型称作“防御型现代化”。罗荣渠指出，从世界范围看，作为现代化第二次大浪潮时期遭受西方扩张侵略的东方国家的强烈反应，中国的“自强新政”走的正是“外生型”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的防御性现代化道路。[7]阎小波认为，防御型现代化是落后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因面临先进国家的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被迫加强自身防御而发动的现代化运动。这种防御型现代化从现代化的传播方式看有两种情形：一是积极主动地以和平方式移植现代化的因子而实行现代化，日本就是这样；二是从被动抵御西方国家的暴力和征服开始，继而不得不主动师法西方，学习坚船利炮乃至经济、政治、文化，从而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将自己融合到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之中，中国就是这种类型。[8] 三、关于争取民族独立与近代化的关系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同时，中国近代社会也要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走向近代化。问题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而使中国向半殖民地化演化的过程中，中国的近代化是否也带有半殖民地化的色彩，中国人民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近代化有没有一个先后顺序，围绕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史学界分歧意见较大。 徐泰来认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潮流的冲击，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社会内部因素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要求。这是外部因素激发起来的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主动因素。这种主动因素同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近代化的自发因素汇合起来，就逐渐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流。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就是资本主义近代化以及围绕近代化所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中国社会内在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以及由这种趋向而形成的近代化的进步潮流，是要维护国家独立，抗拒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中国要近代化，但不要殖民地化；而外国列强则要使中国殖民地化，而不容许中国独立的近代化。这就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矛盾的核心内容。[9] 祁龙威则认为，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充分证明，有两条互相对立的“近代化”道路：一条是爱国主义者走过的道路，先是资本主义化，最后转向社会主义；另一条是投降主义者走过的道路，表面是资本主义化，实质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化，要区分这两种近代化。[10] 吴承明指出，在近代中国，不清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要实现工业化只能是个幻想。但不是说，就应当否定当时人们的任何工业化的努力。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新式产业，没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不会有成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当然，没有一个立足于本国大地、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11] 刘大年认为，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件事，不能互相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它们紧密地连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地追求民族独立，最 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但是，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各有各的特定内容，民族独立是要改变国家民族被压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则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要发展以近代工业生产力为主干的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两个问题的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同时并举来实现两个任务，或者毕其功于一役。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走革命的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打开新的天地。[12] 龚书铎指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实现近代化，走向繁荣富强，不能脱离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必须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密切联系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实际密切联系起来，不应当将近代化与反帝反封建斗争对立起来，更不应当否认这一斗争。帝国主义使中国沉沦为半殖民地化，又使中国停留在半封建状态。历史事实表明，帝国主义的入侵既没有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认为西方列强赞成和帮助中国实现近代化，不反对帝国主义可以实现近代化，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不进行反帝斗争，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不改变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要实现中国近代化是不可能的。[13] 李文海、黄兴涛指出，在整个近代社会，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的。讲中国的近代化，不能无视或者脱离这两大历史任务。毋宁说，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正是围绕着这两大历史任务实现而不断前进的。在“后发外生型”近代化国家，其近代化的启动会较多地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包括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客观刺激。但与此同时，后者也必然给这些民族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使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成为其近代化实践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其实现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前提。[14] 就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近代化而言，前者是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后者是要寻找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途径；前者面对的是西方列强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后者面对的是怎样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通过近代化的过程转变成一个富强进步的中国。因此，近代中国的历史现状要求中国人民既要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以阻止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也要迎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在中国实施近代化的方案。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近代化是相辅相成的。近代化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只会有助于民族独立，也就是说不可能设想依靠传统的刀矛弓箭能打败近代化的西方列强，也不可能设想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会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登上政治舞台。当然，近代中国由于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必须反对外来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依然是打击迫害，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也须力挽利权。这样，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含有争取民族独立的成分。近代中国的发展趋向应当是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只独立不富强的中国，也就是说不实现民族的独立不可能真正实现近代化，但不能说在没有完成国家独立的重任之前，中国不可以有近代化。于此，争取民族独立与谋求近代化应当是紧密相关而非互相对立的。同样，在阐述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时也不可忽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四、关于中国近代化的层次在有关中国近代文化的演进层次方面，史学界流行着一种说法，即器物--制度--心理的三段式演化形式。这一说法是否也适用于对中国近代化的演进层次的论述，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王翔基本上依照器物--制度--心理的模式阐述了中国近代化的层次，认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三个层次为技术--思想--制度。他根据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强调文化传播呈现多方向、多层次的特点，遵循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近代经历了从技术层次到思想层次，进而又推进到政治层次的发展过程。他认为，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国人的着眼点只是西方的先进科技，仅仅在文化系统的技术层次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持欢迎态度；甲午战争后，人们开始痛切地感到仅有西方科学技术、坚船利炮并不能救中国，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从而使中国近代化的行程由技术层次推到了思想层次；同时精神的力量会转化成物质的力量，从早期改良派、维新派到革命派，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不断高涨，先后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种不同形式实现出来，标志着中国的近代化行程已从思想层次推进到政治层次了。[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