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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从对外反应与近代化的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人们常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化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阶段，即器物、制度、心性。这作为总体的大略勾画未尝不可，但如考察个别人物的思想与实践，则很难作如此简单明快的分割。即以魏源首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言，他所说的“技”并非仅限于器物，他也没有把“长技”狭隘地理解为单纯的技术或技巧。章开沅还指出，有些论者把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都列为追求制度变革的层次，这种说法有所依据但也不尽准确。诚然，戊戌维新要变的法确实是各种制度，包括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政策法令。然而，维新派同样重视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并且理解物质、制度、心性之间的联系。这说明物质、制度、心性三种文明层次的勾画，在不同历史阶段虽然各有所侧重，但由于三者之间固有的密切联系，因此必然有互相交叉、重合、渗透之处。这说明社会变革或近代化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16] 孙占元认为近代化包括近代观念的转换、近代企业的创办和近代民主制度的汲纳三个方面的对近代文明的追求和实践活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脉络是沿着这三个层面向纵深延伸的。近代观念的转换主要指从传统闭关锁国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的递转，从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排斥到主动加以吸收的心路变化。林则徐、魏源率先突破了闭关社会心态的制约，以开新为特点的中国近代化思路由此发端。洋务运动的特点是观念的转换与近代企业的创办融为一体，在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近代化经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不仅使近代观念转换、近代企业创办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对近代民主制度的探索和汲纳使近代化的层次大为提高。[17] 从观念变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近代化，愈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李长莉通过对晚清社会风习与近代观念的演生的考察，在这个方面作了尝试。她指出，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直接冲击下，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汇合，并在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支配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上了独具特色的近代化发展道路。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晚清时期，即西洋文明冲击中国社会的初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风习、新潮流、新时尚，例如洋货风行、经商热、拜金潮等等，反映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其中如“重商”、“商本”思想，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观念的主要内容。 [18] 五、关于社会转型与近代化的理论问题近几年来，“社会转型”一词在史学界不仅颇为清新，而且相当流行。用社会转型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已成为不少学者探讨中国近代化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马敏指出，以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撞击而引起的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本质上就是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或转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化。所谓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它有两层最基本的涵义：其一，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质变过程。作为一种社会质变，社会转型可以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但更多地体现为量变的积聚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不断的调整和改革来加以完成；其二，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与社会发展相联系。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境实际上源于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而困境的解决只能从“市民社会”营造或国家政权建设二者的互动关系中找一种平衡的解决方案。[19] 刘伟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从总体上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伴随着这一转变的，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新旧结构的更替过程，呈现多层面的交错运动态势，表现为5种发展趋势：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及其衰败化；在西方列强侵略下国家地位的边缘化；传统政治体系向近代体系演化的民主化；社会经济演变的市场化；国家与社会结构的二元化。5种趋势构成中国近代化的阻力与推力，使近代中国既表现为从传统农业国向近代工业国的转型，但又无法完成这一转型。[20] 与社会转型相联系的是有关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近几年有数篇论文问世，其中朱英就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问题作了探索。朱英认为，市民社会指的是民间力量。在西方一些源生型现代化的国家中，市民社会更多地是发挥制衡国家的功能，与国家的对抗性也比较明显；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的市民社会，虽也具有制衡国家的功能，但相对而言这方面的功能并不占主导地位，其更突出的作用是与国家的互补性，弥补国家在某些方面功能的欠缺和不足。从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况看，在工业化启动阶段市民社会尚未萌发时，仅限于片面畸形地发展军事工业；而在市民社会的雏形初始形成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营工业则获得了两次发展高潮而成为工业化的主导，同时还出现了振兴实业的热潮。这种情况，与马克思所说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成长与资本主义经济发育成熟相同步也是十分吻合的，它说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同样也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即如通过对商会这一近代中国的典型市民社会团体的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市民社会自身为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且说明了国家制定的许多经济改革措施及政策，也只有通过市民社会的经济团体发挥桥梁联络作用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实施。由此表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雏形萌生之后，已成为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21] 有的学者强调完善和规范近代化理论，并以戊戌变法为例，点明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扩大研究视野的重要性。李喜所指出，就近些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讲，最重要的是系统、完善并规范近代化理论，或曰现代化理论。如果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看作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那么近代化史观必须解决社会转型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社会转型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行为规范、风俗道德等许多方面，也涉及发展、改革、革命、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例如戊戌变法，放在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整个过程中去研究，仅仅研究其社会背景、变法过程、主要人物的思想、失败原因、历史意义等就不够了，必须从整体的社会建构中去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诸如戊戌变法时期的官僚队伍及其结构和政治倾向的分析、改良派的队伍及其素质的考察、文化启蒙及范围的研究、资本主义新经济发展程度的解析、各阶层生活水准的解剖、社会对改革承受力的分析、改革运作方式的研究等等。如果从社会转型去着眼，则研究的问题更多，也更有意义。[22] 中国近代化也就是近代中国向资本主义化的社会转型，它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涉及中国近代史的各个领域。因此，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有助于全景式地把丰富多彩的近代历史展现出来并便于把握其发展规律。 六、关于与近代化有关的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从近代化的视角评价近代人物和事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引起学者们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把握好评价的“度”的问题，亦即评价标准问题。 李文海指出，在近代化的起步阶段，某些社会阶层及政治势力，出于各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地位，力图使中国富强起来），曾经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及某些科学技术，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办新式学堂等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促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可贵步骤，一些历史人物所作的这方面的种种努力，也理应受到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但是，到了一定程度，这样的近代化就“化”不下去了。因为再要前进，就受到客观条件和这些政治力量本身主观条件的双重限制。民族独立地位的丧失，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存在，像两座巨大的障壁，堵塞了近代化前进的通道。而那部分最初热心于近代化的政治力量，或者不愿意、或者不敢于、或者没有能力认识近代化在经济方面以及某些社会方面的前进，此时追切需要取得必要的政治前提。也就是说，历史前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愈来愈成为打开中国近代化前进通道的首要的、第一位的问题。因此，那种把近代化的主要功劳归之于有可能和有条件从事开工厂、修铁路、派留学生等活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去贬低那些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的革命者的观点是不可取的。[23] 许多学者既不同意以往那种只肯定革命运动而贬低或否定改革运动的说法，也反对近几年出现的那种认为改革要比革命好得多，甚至主张告别或背离革命的主张，强调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