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史记》著作的研究。在这方面，《史记》著作年代、著作目的、及与春秋学的关系等成为研究的课题。例如在著作年代方面，伊藤德男的《麟止和获麟》等（文献136、251）围绕武帝时期的“麟止”，假设了《史记》著作的写作时间下限的几种说法。在著作目的方面，加地伸行的《史记》认为对发愤著书说应该重视司马迁对后世读者的期待这一方面（文献98），而像泽谷昭次的《关于〈史记〉的作者们》（文献146），这一文章则指明《史记》不是司马迁一个人的著作， 其叙史的情况是复杂。这样，对《史记》写作的目的这方面的分歧，往往和这样的观点掺杂在一起的，把《史记》解释成一种完整的个人著作，或者把《史记》作为编辑的书籍去理解。在《史记》和春秋学问题上，过去就指明了《史记》和公羊学有很深的关系，但近年来出现了围绕太史公自序对“空言”的解释。此外，从史料学的角度吉本道雅的《史记春秋经传小考》（文献175）提到，司马迁虽重视公羊学， 而在实际的撰述中很明显地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左传》。这些可以说是《史记》研究上对传统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关于司马迁思想的研究。在这里除上文已见到的著作目的外，对司马迁的历史思想、经济思想、命运观、人世观各方面，也多有考察。例如：在60年代，今鹰真的《史记所表现的司马迁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命运观》（文献124），内山俊考《司马迁和历史》（文献134），考察了司马迁的命运观。其后，上田早苗《关于汉初的长者》，指出作为司马迁的理想是追求黄老、任侠的高尚人品。这对司马迁的人世观的研究多有触及。还有川胜义雄《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文献73、107），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论述了司马迁已具有探求天下之道和价值的独自的历史意识。
    此外，涉及司马迁思想的研究还很多，特别是关于人世观方面与《史记》列传的研究有深刻的关系。司马迁·《史记》的研究，其主要论点限定于几个方面。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能仅限于以太史公自序为中心的研究，今后的研究应像如下所述的那样与《史记》诸部分的个别研究相结合进行不断探讨研究，是我们的课题。
    （3）《史记》本纪、世家、表、书
    以下是《史记》的整体结构和对《史记》个别篇章的分析研究。首先，我们看到有关《史记》整体结构研究，历来就有考察《史记》结构原理的体例研究。这种研究角度今天仍被继承下来。例如，伊藤德男《〈史记〉本纪的结构》，上田草苗《史记的结构和黄老的思想》等篇（文献167-170），从分封制度、黄老、五行说的角度考察了本纪、世家、表的结构原理。还有关于“书”这一体裁，提出了“书”的内容不是独立的文化史，《史记》结构有系统性的主张。
    在另一方面，对构成《史记》史料素材的探讨研究也颇具特色。早在50年代，就有人试图对《史记》进行综合研究，其研究对象涉及到《史记》的本纪、世家、表。栗原朋信的《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二三研究》等（文献178-180、200、215等）结出几项优秀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吉本道雅把西周、周东迁时期的史料系统化，纪年史料·纪事的分类，以及《左传》《国语》等史料，让这些与《史记》相关的内容联系起来，并试图阐明《史记》的结构。其文章《史记原始（1）》（文献174），也因从研究方向上继续了这一倾向而引人注目。
    此外，作为史记结构的研究，也有因从几种新的研究角度入手而颇有成果。其一，上田早苗通过计算机的计量分析（文献165）把迄今为止的《史记》全文的历史事实制成《史记一字索引》，喻示着在将来对《史记》用语的分析也将成为可能。其二，是对出土书籍文献的利用。众所周知在中国近年来，秦汉时代古墓中殉葬的简牍资料问世。藤田胜久的《〈史记〉和中国出土书籍》（文献173）， 指明那些出土的地下书籍文献其中有和《史记》的战国纪年、战国典故、事迹相关的。还有佐藤武敏主编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文献89），基本上是战国事迹的译注。因此，把《史记》与出土的书籍文献比较，就可以了解司马迁排列资料--即司马迁的编篡方法。藤田胜久从这一角度出发特别对秦本纪、战国世家、六国年表、战国时期的列传等篇的史料运用（文献193-149、211-213、221-222、336-340）作了系列的分析。其三是对天文资料的考证。关于这方面有斋藤贤治·小译贤二的《中国古代天文记录的查证》的科学史研究（文献219）。 这已不仅仅是《史记》研究范围，已涉及到中国历史天文资料的研究领域。
    这样的有关《史记》结构的新角度的研究，在本纪、世家、表、书的个别研究中还有不少。如果介绍其中几个研究侧重的话，在世家方面，历来对孔子世家的兴趣很强烈。对其探讨也多是与史料可靠性有关的论述（文献195等）。 与此相关的还有关于《史记》诸子列传的考察研究，因和孔子的关系也颇引人注目，还有利用三王世家大庭修所作的探讨（文献203），是对从《史记》所见的公文书体形式考察。 在八书研究方面，明治以前律·历·天官三书引人注目，与此相对，在近年对封禅书、平准书的研究兴趣提高了（文献341、239、240、244等）。还有与水利史相联系对河渠书的研究（文献389）。 其中对平准书的研究多与货殖列传相结合，对汉代的财政、经济问题的考察，与财政问题相关涉及到平准书的研究是极多的。这可以说是与近年来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相关连；是与经济思想相关联的研究业绩。
    （4）《史记》列传
    除上所述的关于《史记》的体系结构，太史公自序等研究外，还有有关《史记》列传各篇的研究。因为列传特别具有社会性，所以研究多触及到人、社会、思想，还有侧重于文学性方面的研究。
    首先是宫崎市定的《人物形象和文学》、《读史记李斯列传》（文献312、313）等，利用繁杂资料，突出的论述了司马迁利用民间故事，并把《史记》诸列传按起承转结顺序展开叙述的文学作品。还有伊藤德男的《史记杂传的研究》等（文献317等）， 指出数人一列传的各篇体现了对武帝统治时代现实的一种批判精神。俣野太郎的研究（文献 320等）以《史记》杂传为中心，从和司马迁同时代的人物列传入手，论述了当时社会的共同伦理尺度。还有与列传的篇章安排相关联，论述列传各篇诸问题的新田幸治的研究文章（文献103 等）和野口定男的《读史记》（文献100）。
    此外在列传各篇中，有特别引起大家研究兴趣的诸篇。其一是开篇的《伯夷列传》。这篇因被看作是列传的总论，研究者多从和《史记》列传的整体篇章安排相联系点这一角度入手去探讨，因而这一篇的专题研究不少（文献273等）。其二，是《伍子胥列传》。 这篇因为是典型的复仇故事，从60年代开始有例如原利国的《复仇的理论和伦理》（文献276），论述了与怨恨、复仇相关联的问题。 更有把这一复仇思想与司马迁的个人经历相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名篇--福鸟正的《伍子胥、司马迁与其仇怨》等（文献280、302等）。三，是诸子列传。这些因为都是有传世著作的人物的传记，特别是屈原格外引人注目。四，是《刺客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等记述系列人物的杂传。与医学相关的《扁鹊列传》（文献290、300）也与此相关。五，是四夷列传。在这一研究方面，有槚一雄的《关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张骞、李广利列传的关系》（文献362）等，和对周边诸国的研究有关。六， 是《货殖列传》。与此相关的经济方面的研究状况前面已经介绍，不再赘述。（文献254、256、311等）另外把对人的激励作为探讨（文献301），及日比野大夫的《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代的地理区域分野》（文献271）等地理方面的论述研究也值得向大家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