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的史学非常发达。《隋书·经籍志》将史部分为13类，从其著录的史书书目可知，魏晋六朝文人所作史书的数量远远多于两汉时期。在这13类史书中，其中1门曰“杂传”，《隋志》著录杂传共217部，1286卷，其数量远多于其它史学门类。《隋志》共著录史书817部，13264卷。杂传部数占史书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卷数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在这些杂传中，作于两汉的有6部，后世学者认为应归于小说家类的反映仙怪内容的作品有22部，去除这28部，另外189部杂传均创作于魏晋六朝时期。
    当然，魏晋六朝文人所作的杂传绝不止这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有大部分杂传由于种种原因被散失、亡佚。清代学者对之进行了大量的辑佚、补遗工作。分析各家所补的《艺文志》可知，在整个魏晋六朝时期，杂传创作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姚振宗《补三国艺文志》著录杂传54部（注：以下各家补艺文志，均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5家《补〈晋书〉艺文志》史部杂传类补录的杂传数量分别如下：丁国均补录236部，文廷式补录224部，秦荣光补录345种，吴士鉴补录243种，黄逢元补录91种；南朝杂传据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史部杂传，卷1《南史》著录有46部杂传；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补录刘宋一代杂传22部，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补录萧齐一代杂传8部。可见，在两晋时期，出现了一个杂传创作的高峰。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两晋文人热衷于杂传的创作呢？钱穆先生认为，《隋志》杂传一类，尤为魏晋南北朝人所特感兴趣，而且主要为人物传记，“凡此皆见此时代人重视人物，实为此一时代之特殊精神所在。”（注：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143页。）反言之，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杂传兴盛的原因是由于这一时期尤重视人物。胡宝国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他认为：“以人物传记为主的杂传并非均匀地出自这一历史时期的各个阶段，因此将其视之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点恐怕不够准确。”（注：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2页。）胡宝国认为撰写杂传最盛行的阶段是东汉到东晋，其观点是：“东汉以来人物品评风气的出现是杂传大量涌现的历史原因。”（注：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8页。）二位前辈从魏晋六朝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风气来探求杂传兴盛的原因，确属卓异之见。但杂传毕竟是史学之一途，我们对它进行研究时，不能不考虑到当时的史官制度对它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两晋杂传的兴盛与当时的史官制度有密切关系。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一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魏晋六朝史官制度的变化与特征。《晋书·职官志》记载：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及晋受命，武帝以缪征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注：《晋书》卷24，《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从这段文献资料可知，魏晋的史官名为著作郎，肇始于魏明帝太和年间，隶属中书省。著作郎的职责相当于周代的左史。《礼记·玉藻》载西周史官职掌时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注：《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而《汉书·艺文志》与《隋志》则认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注：《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隋书》卷33，《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这涉及到史官职责与权力的分配问题。自西周以来，史官的分工就比较复杂，“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共道弥繁。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注：《隋书》，《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隋书》卷33，《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而魏晋六朝著作郎的职责就是“掌国史，集注起居”。（注：《隋书》卷26，《百官志》。）著作郎有正郎与佐郎之分，曹魏著作郎官秩六品，员额一人，约在嘉平以后，曹魏又置著作佐郎，员额三人，秩七品。正郎与佐郎的分工有异，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曰：“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注：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史官建置》，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5页。）可知正郎执笔修撰国史，佐郎负责广泛收集各种史料，以备正郎撰写之用。但从史书记载可知，正郎与佐郎的分工并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有时佐郎也可以典国史，如干宝曾以佐著作郎的身分领著国史。（注：《晋书》卷82，《干宝传》。）
    晋受魏禅，史官制度基本袭用曹魏，但将著作郎改属秘书省，将著作佐郎改名为佐著作郎，员额增置八人，官秩品位不变。两晋对曹魏史官制度最为重要的变革是，两晋规定“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这其实是对著作官员实行的考核制度。由此说明，在门阀制度森严的六朝时期，两晋著作郎的选任，与其它郎员不同，似乎不太重视他们的门第出身，而是以才学入选。所以两晋时的著作官既有高门子弟也有寒族，甚至寒族远多于士族。这一问题后文将详细论述，暂且搁置不谈。
    据《史通·史官建置》、《通典·职官典》、《册府元龟·国史部》等书记载，宋、齐、梁、陈的史官制度基本上承东晋，但也有些变化。如将佐著作郎重新恢复曹魏时的官名“著作佐郎”。最实质的变化还是在于著作官的选拔制度上。《宋书·百官志》记载：
    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宋氏初，国朝始建，未有合撰者，此制遂替矣。（注：《宋书》卷40，《百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自此以后，著作官始到职必撰写名臣传一篇的制度被永远废除。选拔著作郎的这一独特方式，成为两晋史官制度最重要的特征。由此，也造就了两晋时期著作官选任对象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