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撰名臣传一人”，就是要求甫上任的著作官，撰写一篇人物传记。在各种史学体裁中，唯有杂传与名臣传的文体特征最为接近。况且杂传本身就源于《史记》的列传，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言：“盖自司马氏创立列传，叙事之法，已进以人物为中心。其间以一人为一传，可合数人为一传，而其性行同类者，则更以品汇相从，又或取子书成法，以为自序。故较而论之，则有专传，有合传，有类传，有自传。后世杂传之体，初不出此四者之外。斯其原本马迁列传之明证。”（注：程千帆：《闲堂文薮》第二辑，《汉魏六朝文学散论》，《史传文学与传记文学》，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62页。）
    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著录杂传345种，将杂传再分为“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四类。其中“圣贤”、“杂录”和“总录”中的一部分作品不属于人物传记，这类作品有82种。“总录”另著录了各种类传、合传共87种，“名人”类收入人物别传共176种。（注：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人物传记约占所有杂传的百分之八十八。特别是众多的人物别传，其传主基本上都是两晋时期的名士和名臣。这类人物别传绝大部分已经亡佚，隋唐志皆不著录，无从考其卷数。幸而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对此类别传记引用甚多，为后世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但这些别传的作者基本上已不可考。只有极少数非常有名的人，他们的著作权得以保留。如：何劭撰《王弼传》与《荀粲传》、傅玄撰《焦先传》、陆机撰《顾潭传》、谢鲲撰《乐广传》、孙绰撰《孙登别传》与《嵇中散传》、曹毗撰《曹肇别传》、袁宏撰《山涛别传》等等。而那些已无姓名可考的别传，很有可能是出身于下层的贫寒之士为迎合“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的史官制度而创作的。由于作者社会地位的低微，这类别传难以得到很好地保存，作者姓氏由此也湮灭无闻。
    关于两晋史官制度对杂传兴盛的影响，我们也可从刘宋后杂传的发展情况得到旁证。如上文所言，刘宋甫一建国，便取消了“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的制度，并且宋、齐、梁、陈的门阀士族已完全垄断著作官的职位，著作郎的选拔只认门第，不论才学。那么寒士意图通过自己的文史之才来求作著作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士人对人物杂传的创作热情也随之消失，反映在史学上，便是宋、齐、梁、陈杂传数量的急剧减少。
    综上所述，在以“九品中正制”网罗人才的魏晋六朝时期，著作郎为“清官”的性质，使其受到贵族与寒族士人的共同青睐。而晋“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的考核制度，为寒微士人凭借文史之才进入仕途打开了一个门径，激发了寒士们对人物别传的创作热情，导致了两晋杂传中人物传记的大量涌现。由于当时文人撰写杂传的自由度非常高，对人物、事情的取舍往往取决于作者个人情感的好恶。再加上六朝人喜好逞才猎奇的风气，在杂传创作中多序鬼物奇怪之事，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正如程千帆先生所云，“杂传则如《隋志》所云：‘率尔而作，不在正史’，褒贬之例，不甚谨严。虽其中不免杂以虚妄之说，恩怨之情，然传主个性，反或近真，此又一事也。凡此种种，均足孜见杂传之特征与价值，不可不注意及之。”（注：程千帆：《闲堂文薮》第二辑，《汉魏六朝文学散论》，《史传文学与传记文学》，第163页。）可见，尽管杂传的创作纯属个人行为，其所特有的史学价值却不容忽视。杂传的兴盛正是两晋史学繁荣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