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阎步克认为六朝士族的择官标准有三，首先讲“清要”，其次讲“清闲”，第三讲“文学”。士族们“偏受文翰性的官职。由于五朝高门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文化素养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所以文翰性的官职如秘书郎、著作郎等，大抵是‘清官’首选。”（注：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5-356页。）“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著作郎。”（注：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49页。）仔细分析魏晋六朝各个阶段著作官的任选情况可知，阎步克的这一结论并不符合两晋著作郎的实际情况。这一时期，著作官选任对象的社会地位或家庭出身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首先我们来分析曹魏的著作官。曹魏著作郎多由尚书、侍中兼任，如卫凯，《通典》卷二十六《职官》注云：卫凯“以侍中、尚书典著作”。（注：《通典》卷26，《职官》注，文渊阁四库本。）应璩“复为侍中，典著作。”（注：《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传，裴注引《文章叙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王沈属太原王氏，为世家大族，“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注：《晋书》卷39，《王沈传》。）尚书、侍中均官秩三品，著作郎为第六品。著作郎官秩虽低，但属于所谓的“清官”，兼任著作郎可以得到良好的声誉。况且，曹魏典任著作者大多为出身士族家庭的饱学之士，多以才华被朝廷及州郡官府征用，参与掌管宫廷机要，熟悉曹魏官仪制定，这是他们典任著作的优越条件。
    两晋著作郎见于史籍记载者有30人，佐著作郎有33人，其中由佐郎迁为正郎者有8人，为陈寿、张载、孙楚、束皙、张亢、王涛、孙盛和孙绰。去其重复，两晋担任著作官者共有55人。考察《晋书》记载的著作官，寒门担任著作者共44人，而士族只有11人。
    两晋著作郎，无论是出身士族还是出身寒门，都是因为其才学卓异而被选任。如何嵩“博观坟籍，尤善《史》、《汉》。少历清官，领著作郎。”（注：《晋书》卷33，《何曾传》附传。）张华领著作是因为“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注：《晋书》卷36，《张华传》。）华峤“才学深博，少有令闻”、“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注：《晋书》卷44，《华表传附华峤传》。）孙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注：《晋书》卷56，《孙楚传附孙绰传》。）干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注：《晋书》卷82，《干宝记》。）庾亮在中兴初年，以中书郎兼领著作，侍讲东宫，“其所论释，多见称述”，（注：《晋书》卷73，《庾亮传》。）可见也具备史才。再如，刘知几认为两晋时期堪称“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的著作官有“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皙，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注：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史官建置》，第645页。）这8人中，华峤、陆机和虞预出身于世家大族，另外5人为寒微之士。可见，两晋时期的杰出史官，世族与寒族基本上平分秋色，并且寒族略占优势。
    刘宋后著作官的选任标准发生了变化，更多地注重门第，而非真才实学。刘宋后著作官的选任“并名家年少”。（注：《宋书》卷64，《何承天传》；卷87，《萧惠开传》。）特别是著作佐郎为世族弟子起家之选，陈承梁制，规定“次令仆子起家著作佐郎，亦为板行参军。”（注：《隋书》卷26，《百官志》。）从制度上确认了著作佐郎为高门所垄断的合法性。“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于是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注：《隋书》卷33，《经籍志》。）
    综上所述，两晋史官制度最为突出的特征有两点：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写一篇名臣传的史官考核制度；两晋史官寒门远多于世族的特殊现象。这两个特征使两晋史学的发展也与其它历史阶段不同。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两晋杂传的异常兴盛。下面试就二者的因果关系作一简单分析。
    三
    “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的制度，其实就是考核被举荐者的写作能力，看其是否具有史才、史学与史识。这种制度说明两晋统治者对修史与史官一职的重视。但两晋时期毕竟是以“九品中正制”来网罗人才，“它（引者按：指察举制）的中心环节与主要方式是长官举贤。知人善任的长官，固然能够慧眼识奇才，而缺乏识鉴者，就未免薰莸莫辨、鱼目混珠。被举者如何使举者注意到自己，这有众多不规则的渠道，也有形形色色的障碍。”（注：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结语》，《阎步克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因而，寒门士人要能被门阀世族接受和认同，并由此举荐入仕，必须具有非凡的才能。其中最能让世家大族认可的才能便是文史之才。
    六朝时期尤其重视文才与史才，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注：曹丕：《典论·论文》，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98页。）曹丕以文立身的观点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南史》记载：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注：《南史》卷33，《徐广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这样的事例在史书中并不少见，如出身于江南望族的虞预窃取王隐《晋书》（注：《晋书》卷82，《王隐传》。）、郭象将向秀的《庄子注》据为己有。（注：《晋书》卷50，《郭象传》。）可见，“赖有著述流声于后”代表了当时士人的普遍人生观。值得注意的是，何法盛向郗绍索取的《晋中兴书》是一部史学著作，而且他列举的两个例子为袁宏与干宝，两位皆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可知，相对其它领域的作品而言，两晋士人认为史学著作更能让自己流声名于后世。由此而来，两晋士人重视史学自不待言。而“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正。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注：《隋书》卷33，《经籍志》。）社会对史官的才学要求更高。较之其它文章体裁，撰述史书显然更能体现作者非凡的学识。由于世家大族本是文化大族，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领导者。所以就寒士而言，能做出精妙的文章，是他们入仕的敲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