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隋唐五代史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多，据不完全统计，有关隋唐五代史的论文300余篇，论著50余部。论著如下。
    政治、制度、人物。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俞钢《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任爽主编《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张世文编著《唐太宗传》（中国文史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冷东《唐代宗》（吉林文史出版社），郭锋《杜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赵荣蔚《晚唐士风与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
    经济、社会、宗教、艺术。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王辉斌《唐代诗人婚姻研究》（群言出版社），刘航《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学苑出版社），周腊生《五代状元奇谈·五代状元谱》（紫禁城出版社），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古籍出版社），〔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孙亦平《杜光庭思想与唐宋道教的转型》（南京大学出版社），姜伯勤著《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沈冬《唐代乐舞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献、考古与中外关系。闫艳《〈全唐诗〉名物词研究》（巴蜀书社），韩理洲辑校编年《全隋文补遗》（三秦出版社），徐蜀编《隋唐五代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梁太济《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白化文、李鼎霞校注《行历抄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欧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巴蜀书社）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惠庄太子李撝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拜根兴、樊英锋《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三秦出版社），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有关唐史研究的论文集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主编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以下简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刊》第二、三集（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学刊》）等。此外，2002年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论集》）收隋唐五代论文7篇。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三联书店，以下简称《家庭史》）收入有关唐代论文2篇。个人论集有黄永年著《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胡戟《胡戟文存2——隋唐历史与敦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推出的《岑仲勉著作集》15种，其中《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收有数篇未刊稿，弥足珍贵，并附有《岑仲勉著作集》中全部论文和札记的索引。下面分几个方面简要介绍本年度论文情况。
    一、政治制度与政治史
    本年政治史与政治制度的研究成果累累，而在以往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的认识是今年一些文章的特色。吴宗国《汉唐明比较——兼论中国古代秦以后的社会变迁》（《唐研究》卷10）从十个方面长时段多角度来探讨中国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问题，比较了汉、唐、明三代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郑学檬《贞观之治和盛唐的人文精神》（《唐研究》卷10）提出贞观之治的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唐代的盛衰与民本主义精神的张扬和背离息息相关。牟发松《汉唐异同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3期）分析了汉唐历史在建立背景、历史进程、典制沿革等方面的相似性，统治集团、意识形态、民族融合及国际化、经济运行等方面的差异性和连续性，试图从朝代循环出发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王素《关于隋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化”问题——以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为中心》（《唐研究》卷10）在其以前的论著《三省制略论》基础上更进一步分析了隋及唐初三省“南朝化”的表现，回顾了南朝宋、齐和梁、陈与北魏北齐的三省制状况，得出隋及唐初三省制不限于三省首长制的“南朝化”，三省内部权力分配及运转同样也呈现“南朝化”趋向的结论。
    从政务运行和文书角度研究唐代政治和制度，也是今年研究相对集中之处。刘后滨《唐代中枢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从公文运行和体制变化的角度切入，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这一新概念，认为开元十一年以后中书门下体制取代了三省制。李锦绣《从“三官通押”谈起——兼论唐代行政运作模式的变化》（《学刊》第二集）认为开天时使职的出现及安史乱后国家形势的变化，促进了四等官体制的瓦解，以长官、通判官、判官构成的三官通押在唐后期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新的讲求效率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国家行政机构运作模式。吴丽娱《略论表状笺启书仪与晚唐五代政治》（《学刊》第二集）分析了唐前、后期表状笺启的变化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晚唐五代藩镇动乱与军阀混战，“笺表”体裁的制作及相关掌记人才应运而生，畸形发展，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高度繁荣和辉煌的形势，体现了时代大变动之下的一种新文化。禹成旻《试论唐代赦文的变化及其意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3期）提出唐代以前以及唐初的赦文功能在于司法，武则天时期所颁布的赦文中开始出现了增加立法功能的大变化，并由此构成了唐代赦文的突出特点。孙学雷《汉唐臣僚上奏制度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3期）分朝代对不同上奏文书的含义、功能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小田义久《唐代告身的一个考察——以大谷探险队所获李慈艺及张怀寂告身为中心》（《资料》21辑）以李慈艺、张怀寂的告身为例，考察了以个人和多人为对象制授告身两种情况。
    从灾害角度研究宰相，是很有特色的新视角。阎守城、李军《自然灾害与唐代宰相》（《晋阳学刊》1期）指出唐代宰相的政治生涯因灾害的发生而发生变数。在唐代官府文书、政治活动以及唐人观念中，宰相“燮理阴阳”，须在有灾时提出避位退让。赵贞《唐代星变的占卜意义对宰相政治生涯的影响》（《史学月刊》2期）认为传统天命观使星变的发生与唐代宰相的乞退行为形成一定的因果关系，但皇帝将之归咎于自身而不是宰相，同时指出唐人星占风气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