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族关系与中外交流
    东亚关系近年以来是研究热点。李德山《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提出唐朝征伐和消灭高句丽的积极意义是使该地区的政治维持了近二百年的和平与稳定。姜清波《新罗对唐纳质宿卫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分析了新罗纳质宿卫的原因、宿卫者的职能性质、留唐的期限变化及其作用。王成国《渤海与高句丽比较研究》（《学习与探索》1期），从族源、文化、政权角度比较了渤海与高句丽的异同。〔韩〕宋基豪著、杨海鹏译《渤海国首领的性质》（《北方文物》4期）指出渤海“首领”一词是国家周边那些虽无官衔，但有一定政治、社会势力，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地方首领。
    李方《东突厥的归附与隋前期的边政》（《西域研究》1期）通过对东突厥从敌对到归附隋朝的过程的论述，对隋前期的治边思想和边政措施进行了评述。刘安志《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资料》21辑）考察了张君义立功的两件文书所反映的唐军与突骑施交战地点、钤印、四镇经略使在景龙年间的变化等问题，认为唐廷对突骑施的由征到抚的政策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其对付东突厥。雷艳红《武德年间的唐突关系与玄武门之变的爆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从唐与突厥关系角度分析了玄武门之变爆发的原因，认为与高祖改变对突厥的政策，弃而不用李世民有关。王成国《论唐代契丹》（《社会科学战线》2期）认为唐与契丹总体上是封建大国境内少数民族局部势力与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并分析了唐对契丹的统治方针和契丹内部统治者变化情况。郑元珑《隋唐时代黠戛斯部与中原王朝关系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4期）总结了黠戛斯称雄蒙古草原的过程以及与唐朝的关系发展情况。陆宁《论五代党项周边地缘关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3期）提出唐末五代时期是党项发展的中间环节，分析了其有利的发展环境与机遇。李树辉《唐代粟特人移民聚落形成原因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期）认为席卷粟特人城邦的“圣战”浪潮，正是导致大批粟特人东迁和摩尼教、祆教等宗教东传以及九姓胡频繁入贡的原因所在。李丹婕《唐代六州胡研究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0期）对唐代“六州胡”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介绍。
    南方民族关系。陆离《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敦煌研究》1期）认为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始创“大虫皮”制度而为南诏效仿。牛秋实《唐朝后期与南诏关系考察》（《学术探索》6期）和谢重光《唐宋时期南方民族关系的新格局》（《浙江学刊》5期）就东南和华南地区的福佬和客家两个汉族南方民系形成分析了唐宋时期移民和民族融合的情况。
    中外交流、中外关系。牟发松《汉唐间的中日关系与东亚世界》回顾了汉唐间中日交流，指出日本七—九世纪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变化使它最终被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所接纳，隋唐时期日本使节的争长及日本国号的变更，显示了日本力图与隋唐帝国保持对等外交的顽强努力，也埋下了后世东亚世界格局的历史基因。荆木美行《日本古代的风土记与唐代的图经》（《中国文化研究》4）针对“风土记是以图经为中心，基于唐代地志的影响而计划、编纂的”这一观点作了较细致的研究。胡戟《唐犁东传和假名的创制——唐与日本科技文化交流之一瞥》（《唐研究》卷10）讨论了唐日交流史上犁的东传和假名创制问题。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从七个角度揭示了中外交通史领域的最新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部分是对粟特人及祆教新史料的介绍，同时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也提出新的建议。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则从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介绍了粟特的新史料、新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
    五、社会史及宗教史
    社会史研究涉及的论题丰富，婚姻、性别和家庭史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张国刚《唐代婚姻礼俗与礼法文化》（《唐研究》卷10）利用唐代小说资料从聘财与婚姻、礼法与婚姻、门第与聘财三个方面研究了唐代的婚姻状况。张国刚、蒋爱花《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中国史研究》2期）利用墓志资料考察了婚龄问题。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一书通过唐代规范性观念对妇女生活的界定，从妇女生活与唐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唐代妇女的自我标识，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出发，对婚姻组合、夫妇关系及为人之母三大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高世瑜《唐律：性别制度的法典化》（《唐研究》卷10）一文，提出“性别制度”概念，即中国古代决定男女两性地位、建构两性关系的社会规范中成文的规范，认为唐代是性别制度由礼入法、形成正式法典的重要时期，两性间的主从关系更加明确。李志生《秦汉隋唐间妇女社会性成人身份的变化》（《北大史学》10期）运用“社会性成人身份”理论探讨了秦汉隋唐间社会性成人身份的变化带来的积极意义。张琰琰《唐代妾侍问题研究综述》（《唐都学刊》2期）梳理了妾侍问题的研究情况。
    严耀中《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学术月刊》8期）研究了妇女受戒、守戒与家庭生活的关系。李润强《唐代依养外亲家庭型考察》（《家庭史》）分析了唐代依养外亲家庭的社会背景、阶层分布、生活实态，探讨妇女地位变化与家庭的互动关系。邢铁《唐宋时期妇女的分家权益》（《家庭史》）讨论了女性在娘家、婆家时不同的家庭财产析分和家庭门户继立的情况。魏明孔《唐代工匠与农民家庭规模比较》（《西北师大学报》1期）比较了隋唐时期手工业生产者与农民的家庭规模，提出个体手工业工匠家庭类型的五种大致情况。张安福《唐初农民家庭收支与社会发展》（《齐鲁学刊》1期）认为唐初农民在完成国家赋役、保证自身日常生活之外，家庭收入略有剩余，因此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王志胜《唐代家财的管理制度》（《齐鲁学刊》4期）认为唐代家财管理的一般特征是同居共财、家长专管和均分原则，并指出唐代妇女在家财管理中所有的权力。吴丽娱《唐朝的礼仪变革与中唐社会》（《文史知识》7期）分析了中唐礼制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变化及指导唐朝和民间生活的追求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