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制出发探讨政治和社会的变化也是近年新的动向。吴丽娱《试论唐后期中央长官的上事之仪——以尚书仆射的上事为中心》（《学刊》第三集）认为安史之乱后仆射的上事仪作为朝廷褒扬武将功臣的象征性礼仪存在，自宪宗元和以后不断引起争论，并因历朝对藩镇政策的变化一再被修改复位，其实行也受到中央内部强化御史台职权的台参制度的挑战。黄正建《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唐研究》卷10）讨论了唐后期特别是文宗大和年间车服制度的变化，认为反映了从重“贵贱”到重“等威”重“官荣”的观念转变，是社会从贵族社会演变为官僚社会的表现。
    官制研究仍占较大比重。叶炜《论南北朝隋唐之际“流外”性质的变迁》（《中国史研究》3期）指出，南北朝与隋唐流外官构成差异显著，其转变过程说明强调士庶之别的流内流外品级制度产生了适应官僚政治的变化，流外官的职位意义得到强调，由此明确了流外在机构内的职责、地位，并奠定了唐代流外官乃至整个胥吏阶层管理的基础。曹治怀《隋代选官制度中的吏部职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期）指出，隋代将地方僚佐的选用权收归尚书省吏部并增设侍郎作为副贰之职，扩大了吏部的选官权限，明确了吏部的责权划分。唐晓涛《唐代谪官贬桂问题初探》（《广西民族研究》2期）统计了唐代的贬桂官员，并分析了其政治才能、文化素养、被贬原因及历史作用。张卫东《唐代荥阳郑氏入仕途径》（《史学月刊》10期）分析了荥阳郡的历史地理沿革，通过统计证明，安史之乱后科举考试成为荥阳郑氏的主要入仕途径。王元军《唐代选官“四才”制度的推行与意义考察》（《史学月刊》3期）认为虽然书、判标准在推行过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但其推行是导致唐代文书与书法特别兴盛及唐代官员文人化的原因之一。
    监察体制和法制方面。王宏治《略述唐代的司法监督制度》（《浙江学刊》5期）一文认为，朝廷以中书门下作为立法机关、尚书省作为行政机关、御史台作为专职监察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巡查使以中央派出机构对地方州县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情况表明，唐代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监察体系。贾玉英《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初探》（《史学月刊》11期）把唐宋两个时期作为考察的主要时段，研究了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一书对良贱身份制度的历史渊源、形成发展及衰亡过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总结。邵治国《唐代监狱制度述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6期）据《唐律疏议》分析了唐代监狱的性质和特点、监狱机构的设置情况以及狱政的管理。贾俊侠《唐德宗建中三年以前杖杀述略》（《唐都学刊》3期）讨论了德宗建中三年以杖杀代替部分死罪的目的、发展变化及特点。
    教育和科举方面。高明士《庙学与东亚传统教育》（《唐研究》卷10）讨论了庙学制度的由来、发展及其在东亚的影响。许有根《唐代科举“两都试”略论》（《唐都学刊》4期）探讨“两都试”与武则天的政治需要和“安史之乱”的关系。王圣洪《唐朝武举制度的创立》（《闽江学院学报》3期）分析了武则天时创立武举的原因、内容和意义。
    其他政治制度。傅璇琮《唐翰林侍讲侍读学士考论》（《清华大学学报》5期）对中晚唐翰林学士院中的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的设置、与集贤院的关系、个人生平及文学交往等进行了考论。黄正建《唐六尚长官考》（《资料》21辑）讨论了殿中省六尚长官的职掌和特点，并附有对唐代六尚长官的统计简表。薛宗正《大行令、大鸿胪与鸿胪卿：汉唐时期主管外事、蕃务的行政建置》（《新疆社会科学》5期）探讨了从西汉时期的大行令、大鸿胪到唐代的鸿胪卿，中央外事和蕃务行政建置的完善过程。冯贺军《唐朝的铁券颁赐》（《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讨论了唐朝铁券的颁赐和特点。李然《唐代官员使用馆驿的管理制度》（《边疆经济与文化》8期）分析了馆驿的使用条件、凭证、规格和监督情况。
    政治史的研究对传统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李鸿宾《隋朝中央与河北地方之关系》（《烟台大学学报》3期）认为隋建立后是将河北作为新王朝的一个地区来看待，其北部多派军人驻守或担任刺史，南部则派官治理及利用地方大族势力。黄寿成《杨玄感起兵发微》（《晋阳学刊》1期）认为起兵的原因是炀帝的政策侵犯了杨玄感等一批关陇集团成员及其子弟的既得利益。他的另一文章《隋“江都之变”与关陇集团》（《山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1期）认为事变的爆发也是由于炀帝政策打击了关陇集团的利益所致。
    李锦绣《论“刘氏主吉”——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二》（《史林》5期）分析了“山东豪杰”的黎阳、瓦岗寨及豆子顖、高鸡泊两大集团的胡化问题，他们提出了“刘氏主吉”的新君主选择倾向。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一直未纳入关陇集团的系统中，但刘氏图谶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新的地区胡化开始之时。仇鹿鸣《陈寅恪“山东集团”辨析》（《史林》5期）总结了陈寅恪的四种表述和对山东地域范围的界定，认为应重视由文化差异产生的地域歧视对政治运作的影响。任士英《唐玄宗舍寿王立肃宗原因考》（《历史研究》3期）认为玄宗自开元以来就着手压缩与抑制皇太子的政治权利和政治生活空间，这是他追求政治稳定，继续调整体制，为最终实现对继承人的有效控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他的另一文《唐玄宗时期东宫体制非实体化考述——以东宫职官的设置变化为中心》（《中国史研究》3期）将天宝时期东宫职官的设置与职掌变化归纳为“东宫体制非实体化”，指出政治体制的调整对天宝以降及唐后期皇权政治运作和皇位继承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严耀中《唐代中后期内侍省官员身份质疑》（《史林》5期）通过研究大量墓志材料，提出唐代中后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的观点，并分析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王静《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燕京学报》新16期）从大明宫的宫廷布局角度重新探讨了中晚唐宦官专权问题。
    五代十国研究有任爽主编的《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该书由八篇硕士论文组成，就十国的礼仪、法律、学校、科举、宰相、地方行政、赋役、货币制度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填补了十国典章制度研究的空白。〔日〕山根直生《唐朝军政统治的终局与五代十国割据的开端》（《浙江大学学报》3期）认为，淮南节度使高骈表面上“惑于神仙之说”，实际是推行一种改革，目的是克服唐王朝军政、财政全面崩溃的困境，走向完全独立化。何灿浩《吴越国方镇体制的解体与集权政治》（《历史研究》3期）讨论了吴越建国后和唐朝时镇海、镇东两军的情况及其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内涵，认为吴越王国丞相系统成为权力中枢，方镇体制已经解体而转换为集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