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
    经济史在传统的论题方面仍有一些发展。田制与赋役方面，陈明光《论唐五代逃户产权制度变迁》（《厦门大学学报》4期）提出，法令对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趋于削弱，但逐渐加强了对经营逃田者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保护。地方政府负有检校与招佃逃田、收租抵税、代管逃户部分收益等产权管理职责。张尚谦、范丹《户籍样、田令和“均田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期）认为，北魏太和九年颁布的所谓“均田”令是人口土地登记法，后修订成一种带有赋税品式色彩的户籍样式——“丘井之式”。“均田”是源自“品式”的户籍样制度，而不是所谓均分土地的“均田制”。吴树国《五代十国时期吴、南唐田税考辨》（《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吴、南唐田税的变化是唐宋之际税制变迁的反映，吴顺义改革和南唐升元改革主要是将原来户税钱转向地亩征收，田税的钱米并征是以后宋代田税夏钱秋米的滥觞。柳敏《试析唐朝前期安西四镇的屯田及其效果》（《唐都学刊》6期）指出，常年战乱、环境恶劣和驻军耕战并作等导致安西屯田收益不大，而和籴与屯田并用才保障了唐代西边的军功。王义康《蕃族赋役制度试探》（《民族研究》4期）分析了内附“蕃胡”的内涵、内附“蕃胡”“夷獠户”赋役令适用范围和“给复”规定与对象。黄云鹤《唐朝政府对下层士人的赋役政策与实存状态》（《社会科学战线》5期）探讨了唐朝下层士人经济生活中制度与现实之间的背离情况。杜来梭《唐姜师度在安邑设置盐屯和检校海内盐铁之课时间考》（《盐业史研究》2期）认为《唐会要》所记在安邑设置盐屯的开元“元年”乃“六年”之误。齐秀生《唐朝贵族官僚的田庄》（《山东社会科学》10期）讨论了田庄获得的途径、经营模式、特点及社会影响。
    财政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有深入。何汝泉《唐代户部别贮钱的来源》（《资料》21辑）考察了户部别贮钱初置和新增的来源，认为户部别贮钱的设置不算巧立名目，它主要是从地方财政中节约得来的，对增强中央财政的应急能力、抑制方镇势力有一定作用。陈丽、郑学檬《中晚唐时期中央财政地方化倾向探析》（《西北师大学报》2期）讨论了安史之乱后中央与地方财经关系的变化以及成因，认为在双方权力消长中，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主宰。陈明光《唐代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与南方经济建设》（《中国史研究》4期）指出这种包干制是地方长官行使财政支出自主权的结果，成为一种具有地区性和阶段性差异的新的宦绩。它在一定的吏治状况和社会环境下对南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但在晚唐随着中央集权的严重衰弱而蜕变为藩镇专擅财权。杜文玉《唐五代的助礼钱与诸司礼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讨论了助礼钱的渊源，诸司礼钱的名目、用途、影响，认为助礼钱是唐代财政开支紧张之下的弊政。孙彩红、陈明光《唐宋财赋“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的异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6期）指出，唐前期、后期和宋朝“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中央财政对财赋的宏观调度方式，因唐宋中央集权程度不同而使这种财政管理体制产生变化与差异。张宇《唐后期财经官僚选拔标准的变化与社会贤能观念之变迁》（《武汉大学学报》2期）认为唐后期财经官僚的选任标准发生了由首重德行到首重才能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贤能观念的变迁。徐东升《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1期）认为地方政府的铸钱职能的演变是唐宋变革的重要表现之一，并反映在地方铸钱管理体制以及铸钱生产的各个环节。贾志刚《唐代外交出使费用探析》（《人文杂志》3期）提出注重信物的时风、行人私觌的习惯，是外交礼节物质化的体现。私觌费用官给与私筹的争论和使者求利于异域的活动，反映出唐代越来越多的外交出使与江河日下的财政之间的矛盾。尚民杰、程林泉《唐大盈库与琼林库》（《考古与文物》6期）利用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资料讨论了二库可能的存在时间、地点与性质等问题。
    工商业和经济管理制度。宁欣《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历史研究》6期）讨论了“宫市”缘起诸说以及杨国忠、宦官领使“宫市”的始末和“宫市”终止时间，并分析其产生原因及在供送系统中的影响。李青《唐代经济监察法之分析》（《史学月刊》5期）认为唐代是监察制度的鼎盛时代，它保证了经济活动有序，赋税有源，商业专卖有据，官府食利有准，救荒仓储有备。岳纯之《论隋唐五代借贷契约及其法律控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考察了隋唐五代契约成立所具备的条件、契约的基本内容、履行和法律控制的情况。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提出商品流通的活跃、市场关系的扩大及其影响的加强、商人资本的崛起、货币制度的飞跃等商品经济长足的发展促成了唐宋社会的变革。刘玉峰《唐代禁榷制度的发展变化》（《学术研究》2期）和《唐政府工商业经营管理论析》（《社会科学战线》5期）两文，分别探讨了唐代禁榷制度与唐政府对民间工商业的操控问题。陆敏珍《唐宋时期宁波地区水利事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总结了唐宋时期宁波地区的水利修建、特点及原因。
    三、军事与历史地理
    军事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章和观点。张国刚《唐代中央军事决策与军队领导体制论略》（《南开学报》1期）认为尚书省兵部负责政令的制定与推行，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机构则是实施军事行动的指挥组织，它们一起构成了唐代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基本内容。唐代军队的统领和指挥机关前后变化最大，但终唐之世，唐朝都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军队领导组织和指挥机构。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1期）认为弓手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形态以及运作机制的一大转变，弓手是了解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发展的基础。赵雨乐《唐玄宗政权与夹城复道》（《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唐代夹城于武后时期已在上阳宫启用，至玄宗时期大盛，夹城方便君主游幸与潜逃，有监察诸王的功能，宦官在夹城内外的活动日益频繁。何剑明《南唐国伐楚之战及其败因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3期）提出南唐政权伐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时机不当、用人不当、对马楚占领政策欠妥、与南汉外交失衡导致正面军事冲突以及偏师深入等。杜文玉《前后蜀兵制初探》（《江汉论坛》11期）分析了前后蜀兵制的等级、构成，主要任务及将领职权。
    历史地理方面以区域性问题的研究为多。李大龙《有关唐安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期）认为安北都护府侨置于同城的时间是在垂拱元年，在圣历元年迁入单于都护府治所。黄寿成《唐代河北神策行营城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考察了乐寿、博野二县设置神策行营的情况。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考察了凤翔、泾原、邠宁、鄜坊、灵盐、夏绥（京两北）、振武、天德（北）八镇的地理位置与政治作用、军事实力等状况。艾冲《唐代灵、盐、夏、宥四州边界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考证了唐代“河曲”地域府、州边界问题。李映辉《论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用统计学方法探讨了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布特征、前后期变迁情况和大致规律。苏小华《唐代洛阳的地域文化与职官制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认为洛阳职官制度的特殊性形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三大条件，是唐代洛阳文化繁荣的原因。李勃《唐代赵昌进琼管等六州（六十二洞归降图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证实了《旧唐书·宪宗本纪》对此事记载的正确性和《册府元龟》的错误。
    城市研究。李健超《隋唐长安城清明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考察了清明渠的流路、历史功绩、遗址现状，纠正了《唐两京城坊考》等文献对其流路的记载错误。此外研究长安的文章还有权东计《唐昭陵与长安城空间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期），马文军、曹艳英《唐代长安城的农耕性质及其启示》（《晋阳学刊》5期）等。王岩《有关白居易故宅的几个问题》（《考古》9期）主要利用考古资料对白居易在洛阳履道坊宅第的位置、布局以及特点进行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