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爱民《〈资治通鉴〉“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解说》讨论了中国古代存在的“乳翁”习俗（《中国史研究》3期）。迟乃鹏《唐代声乐分明角胜习俗》（《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认为唐代喜好角胜习俗促进了声乐的发展。邵志国《唐代刺客文化考》（《唐都学刊》7期）认为刺客发展至唐代出现了数量多，影响大，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的新特点。政治斗争的需要、唐代上层盛行豢养刺客之风给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黄云鹤《唐代举子游丐之风：〈太平广记〉所见唐代举子生活形态之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期）探讨了唐代举子游丐之风的原因及其社会地位。赵荣织《五代义儿与社会政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封建军阀以血亲凝聚势力的需要产生养子现象，并分析了其表现和作用。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西域研究》3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正了病坊始设的时间、渊源，并考察病坊内部运营情况，指出“患坊”与病坊之不同在于收容和救治的对象是宫女。
    宗教与民间信仰问题是近年吸引研究者的又一热点。雷闻《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历史研究》2期）分国家规定、地方允许和“合法”淫祠三个层次来探讨国家礼制与地方祠祀的关系，认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第二类祠祀即生祠和城隍神等最为重要，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国家对于地方祠祀，并不是简单禁毁，更多是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葛承雍《唐代景教士入华的生存方式与“流产文明”》（《唐研究》卷10）分析了适应景教发展的条件、矛盾与景教的存亡问题。雷闻《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中国史研究》1期）探讨了长安金台观观主马元贞在武周革命前后的活动，指出其人奉敕主持了革命之初在五岳四渎的投龙设醮仪式，而且很可能就是此期最重要的政治宣传品《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所引“中岳马先生谶”的作者。作者同时对武则天时期的道教政治面目、武则天对道教的态度重新加以深入探讨。刘屹《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中国史研究动态》8期）就中古史研究领域中一些传统课题（如政教关系、佛道关系）和近年兴起的一些新课题（如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新史料等方面）择要介绍一批国内外道教研究成果。郑显文《唐代〈道僧格〉研究》（《历史研究》4期）对其成立加以简单分析并复原了唐代《道僧格》25条，有助于对唐代的宗教立法的认识。蔡鸿生《唐宋时代摩尼教在滨海地域的变异》（《中山大学学报》6期）指出在流亡中再生的摩尼教通过走向民间而实现自我转型，经过偶像化和神道化的泉州明教，并没有缓和政教矛盾或协调左道诸派。南宋时摩尼教的变异并未终止，反而出现更加多样化和更加异端化的趋势。对摩尼教研究情况进行了清理的有王媛媛《唐代摩尼教史研究综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0期）。严耀中《唐代内侍宦官奉佛因果补说》（《唐研究》卷10）指出佛教为宦官集体信仰主流，佛教与宫廷政治关联密切。李海波《唐代文殊信仰兴盛的政治背景》（《西北大学学报》1期）提出文殊信仰在唐初开放性的宗教政策、皇室对文殊道场的推崇、武则天的支持、具护国护王性质的密教文殊信仰顺应“安史之乱”之后的政治需求而获得代宗朝的全力支持共同作用下达到信仰顶峰。从典籍角度研究宗教的有杜正乾《唐代的〈金刚经〉信仰》（《敦煌研究》5期）和张敬梅《“上清之法”与“正一之法”——兼论唐代道经与道派的关系》（《理论学刊》5期）。王永平《论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山西大学学报》1期）认为唐代山西民间信仰的对象非常多样与广泛，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功利性特色，同时还具有畸变性特征。
    利用传播学理论研究唐代文化传播的有：戴军《唐代寺院题诗与寺院学习之风》（《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探讨了寺院题壁诗的多种形态、兴起原因和对寺院士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刘金柱《题壁与唐宋寺院文化》（《北方论丛》2期）对“壁”的功能加以分析，指出寺院内的题壁文化由教徒对佛理的阐悟和文人士大夫游览寺院时的即景之作两部分构成，后者在寺院题壁中分量最重，也是寺院文化中最出彩的部分。其他相关研究还有瞿明刚《唐代题壁诗的传播学分析》（《北方论丛》3期）、史卫《唐诗传播初探》（《唐都学刊》6期）、马承玉《唐代诗文的编集与传播》（《中州学刊》2期）等。
    六、史料整理与艺术及其他
    史料整理。荣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文献》2期）介绍了韦述及其著述情况，分析了《两京新记》的源流和影响、整理情况，并指出应用中注意的问题。典籍考校方面，吴玉贵《旧唐书校补举例——以〈太平御览〉引〈唐书〉为中心》（《学刊》第二集）、《〈旧唐书〉勘误》（《学刊》第三集）对《旧唐书》内容进行了大量校补。武秀成《〈旧唐书·经籍志〉考校举隅》（《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7辑）亦对《旧唐书》加以考校。对典籍进行考校的还有金程宇《〈全唐诗补编〉订补》（《学术研究》5期），周绍良《〈唐才子传·戎昱传〉笺证》（《文献》2期），岳珍《杜佑〈理道要诀〉辑考》（《文献》3期），朱玉麒《〈张燕公集〉的阁本与殿本》（《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7辑），党银平《新罗人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版本源流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7辑），刑永革《〈唐会要〉版本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成明明、孙尚勇《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略考》（《文献》4期），王勇、〔日〕半田晴久《唐代中日交流的新史料：〈延历僧录〉（淡海居士传）校读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等。傅璇琮《岑仲勉〈补僖昭哀二朝翰林学士记〉正补》（《唐研究》卷10）对岑先生的著作加以校对和补充。孙继民《涉县娲皇宫石壁唐代朱书题记试释》（《资料》21辑）释录了娲皇宫唐代题记，并讨论了其对于晚唐泽潞镇及娲皇宫变化的研究意义。冻国栋《跋武昌阅马场五代吴墓所出之“买地券”》（《资料》21辑）重新释录了五代吴国王氏地券（96WYM1），比对了与此前此后相关地券乃至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的格式与内容的异同，并提出买地券所反映的若干问题。郝春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未刊敦煌文献研读札记》（《敦煌研究》4期）介绍了有关社会经济军事方面的未刊敦煌文献并且作了录文。对考古资料进行考校的文章还有刘连香《唐中宗、睿宗驸马裴巽墓志考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岳连建、柯卓英《唐淮南大长公主驸马封言道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4期）等。
    艺术。王克芬《中国宫廷舞蹈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唐研究》卷10）论述了宫廷舞的来源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特征。研究乐舞的还有郭绍林《唐代军队乐舞体育活动考》（《史学月刊》3期）。畏冬《隋唐宫廷绘画机构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介绍了四类唐代绘画机构。
    思想史。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历史研究》1期）探讨了文化史思想史关注重心转移的意义。葛兆光《攀龙附凤的追认？——从小林正美〈唐代の道教と天师道〉讨论佛教道教宗派研究的方法》（《唐研究》卷10）重新审视了宗派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应持有的方法。刘健明《〈隋书〉论赞评隋易储事件的分析》（《唐研究》卷10）分析了《隋书》论赞评隋易储事件的历史背景和魏征的处理方式及其目的。
    2004年是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敦煌研究》3期特别推出纪念专辑。敦煌研究院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并出版了相关纪念文集、专著。而有关敦煌的研究文章也大量发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本年隋唐五代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考古资料、出土石刻墓志文书等充分利用，多数文章都运用了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另外，研究时段拉长也是本年度研究特色之一，且时段不仅局限于唐宋，但值得注意的是某些问题的研究是不能截然以朝代为限前后分开的。整体上看，政治史仍然是研究的重心，而且运用多学科交叉方法进行史学研究，从礼仪、灾害和城市空间的角度考虑政治问题以及利用文书研究政务运作等文章的增多，促进了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