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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以哪个目的为主，这一时期的同类著作都以谈“史学”为主要研究或介绍对象，这是这些著述的最大共性。1924年，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的第一部历史学概论性著作。该书次第论述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问题（注：李守常：《史学要论》，见《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94-247页。），集中探讨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1925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徐敬修编著的《史学常识》一书（注：笔者所用是该书的1928年版，这已是该书的第5版，可见此类书籍的受欢迎程度。）。从书名来看，这显然是为初学者提供的入门书，共68页，约2万2千字。作者在提要中明确指出：“而所谓史学者，则尤在能区其种类，辩其体裁，明其法则，揭其旨归，以及推究历代变迁之故，而会通其精神。”其书首章“总说”中述及“史学之意义”、“历史之范围”、“历史之种类”和“史学之变迁”。以后各章分述中国历代史学史、分体裁介绍中国古代之史书以及治史的方法。虽其内容侧重中国史学实践，观念略嫌传统，但着眼点仍在史学上。其它同类各书，概皆如此。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史学（而非历史）的问题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呢？为什么传授基本知识的教科书也都要涉及这方面内容呢？或者说，在历史教育中，为什么要凸显史学的地位呢？ 胡哲敷所著《史学概论》为上海中华书局的“中华百科丛书”之一种，该丛书主编舒新城明确地说，“我们发刊此丛书之目的，原为供中等学生课外阅读，或失学青年自修研究之用”。要求丛书作者把握“日常习见现象之学理的说明”、“取材不与教科书雷同而又能与之相发明”、“行文生动，易于了解，务期能启发读者自动研究之兴趣”。就是在这样一种通俗或启蒙读物中，胡著《史学概论》也明确提出：“史学的研究，至今日颇受一般学者的重视：旧史如何整理，新史如何创制，都要待史学家的研究与指导。这件事可算是新时代的一个要求。”我们常说中国史学的自觉，其实当人们逐渐把目光从“客观”的历史转移到史学上的时候，便是史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从前总以为历史不过是过去的帐簿，读历史亦不过是增加若干文章材料，不然便是拿过去的事，来做现在的模范，读史的人，编史的人，都差不多一代一代的因袭规模，无多更进。一般学者亦泰半只知注意史的本身，而鲜注意及史学。史，是过去成绩的记载；史学，是指导如何记载此成绩的方向路径，使之生动切实，以指导人生，指导社会，使过去的成绩与未来的世运，同在进化圈上长足进展，这才是人类所以要有史的意义”（注：胡哲敷：《史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序”，第1-2页。）。当人们从注意史转移到注意史学的时候，史学的功能就可能从传统的“资治通鉴”扩大为对社会和人生的指导，就会从帝王术变为人类个体和集体健康进化的启迪书。因此，重视史学，使学史的人从懂得史学开始，是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普及，剥开旧史愚民伪装的结果。 李则纲的《史学通论》是在他1931年在中国公学、1932年在安徽大学教授同名课程时的讲稿基础上改就的。在该书的“序”中，他严肃地说出一段似乎与讲史学不直接相关的话： 我们知道，历史这件东西，曾做过上帝和僧侣的傀儡，曾充过帝王和贵族的侍役，曾被领为帝国主义者的护符。然而时代的转轮，已准备把历史学过去的一切劳绩和光荣吞噬下去了。历史学旧有的产业和荣誉，既势难持续，就历史学本身讲，也应和转形期的时代协调。另辟新的局面，肩起人类最大任务，为社会作学术的前锋（注：李则纲：《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之一种，1935年出版，“序”，第1-2页。）。 这实际上是在说，了解史学是为了改造史学。对于面临启蒙的青年来说，历史是同样的，但它的被利用则是不同的，我们如果不懂史学，只知历史，那么我们的历史研究被当作傀儡、侍役或护符也许还懵然不知；我们的新史学要肩负人类的重大使命，就必须以史学上的自觉指导我们对历史的审视和思考。我们从了解史学的基本问题人手去学习和研究历史，就不会是盲人骑瞎马，就具备了在黑暗中照明的火把。 （二）关于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内容 我们从上述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徐敬修的《史学常识》二书，已基本上可以知道，这一时期此类著作关注的主要问题大体上是相同的。1909年曹佐熙的《史学通论》则由七篇组成。第一章为“史学之源流”，第二篇为“史学之经纬”，包括“史之定义”、“史之内容”、“史学之内容”、“史学之经纬”。第三篇为“史学之繁难”，第四篇为“史学之关系”（即历史与政治、宗教、种族、学术等方面的关系），第五篇为“史学之研究”，第六篇为“史学之通旁”（即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第七篇为“史学之未来”。由于出版时间较早，所以内容略显庞杂，但基本上包括了史学的基本概念、史学史、史学与其它学科关系等方面。 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的各章为“绪论”、“中国史学界之回顾”、“西洋史学界之回顾”、“现代史学之发达”、“史学与科学”、“历史研究法”和“历史教学法”。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其绪论是“先论何谓历史，次论何谓史学”，涉及历史的定义、目的、起源、进化、分期、性质、种类及史学之定义和目的，思考不可谓不细。其后五章分述中外史学史、史学与其它学科之关系和历史方法，为各书共有，唯“历史教学法”是本书的独特设置，是作者考虑到该书的读者很可能是历史老师。虽说这部分内容与严格的历史认识活动有距离，但如果把它放大到历史认识活动及其方式和成果的传授与接受，则也是颇有新意、而至今少人问津之处。 吴贯因的《史之梯》（又称《史学概论》）各章依次是，“导言”，探讨历史定义等；“史学于其他科学之关系”，涉及史学与统计学、考证学、年代学、天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生理学、社会学、医学的关系；“历史进化之历程”通过“神话时代”、“诗歌时代”、“小说时代”、“资鉴时代”和“科学时代”，仿佛在讲客观历史进程，实际上是说史学史的分期和各时期史学的不同特点；“史家地位的变迁”则是史学史的另一面，把史家的地位分为“侍臣时代”、“方技时代”、“代表君主时代”和“代表国民时代”。其后则为“史学与史料”、“读史与论史”两章（注：吴贯因：（史之梯），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出版。）。其中最有特点的是讲史学史的两章，一方面，把历史上的史学作品和史学家分开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二者虽联系密切，却也还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另一个是历史认识的结果，各自有其规律；所以另一方面，作者把历史作品和史学家按照不同的原则进行了分期，无论这种划分是否确当，却是对史学、史家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把握，在史学史的研究者中至今还很少有人如此去做，可以说是本书的创举。 罗元鲲的《史学概要》也是“应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高级选科之用”，全书语言文白相参，内容上也是新旧中外互证，与同类书相比颇为不同，明显看出新旧史学变化过渡的痕迹（注：罗元鲲：《史学概要》，武昌亚新地学社1931年出版。）。比如讲史的意义，则举许慎、吴大徵、王国维的说法；史学的定义则举了梁启超、李泰棻、萧一山、陈训慈等说；讲到史和史学的内容，则沿用孟子的事、义、文并改造之；讲到史书体裁，也既讲六家三体，也讲通史、专史、断代与国别史。虽力图融合中西，但未能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以致显得冗杂多枝。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史学之性质、内容及研究方法”，下编为“中西史学演进之大概及教学方法”。从比例安排上看，前者是主要的，共列20章；后者讲史学史等是次要的，共11章，这种安排似乎要比其它书把史学史内容置于相当显著位置要合适一些。 周容的《史学通论》各章依次为：“历史与史学”、中外史学史、各派史观以及历史研究法。在第一章中，分别论述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史学的体系”和“历史与各科学之关系”，其中分析比较严密，结构也比较完整。像讲史学体系时，一讲史书体裁分类的标准，二讲史学理论的分类。在前者中并非以中国传统史书体裁进行分类，而是综合各类史书，提出以地域、性质或时间三种分类标准，即国别史、专门史及通史与断代史；在后者中提出形而上学、一元论、多元论三种分类，标准的确定比较现代，概括性强。其最有特色的是“各派史观”一章，介绍了“史观的意义”、“史观与社会主义”、“中国哲学家的史观”、“神学史观”、“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和“社会史观”（注：周容：《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出版。）。其重要性在于，自彼时至今，讲史学者通常少及史观，而史观既不完全等于历史理论，也不见得反映在历史作品之中；除了哲学家、史学家等等学者外，贩夫走卒也可以有自己的史观，小说戏曲、歌谣故事中也可以反映出特定的史观。史观就是对历史的看法和解释，这种看法和解释可以是基于某种哲学或世界观的（比如神学史观、唯物史观等），也可以是基于生活经验和实践态度的，它虽在严格的意义上不属于“史学”的范围，但却肯定属于历史认识活动之列，因此，如果史学概论以探讨历史认识活动为主旨，史观则不可不述。 胡哲敷的《史学概论》与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同出版于1935年，二书也有一些相同的特点。李著虽也有中外史学史、历史学与其它学科关系的内容，但却加强了对历史编纂、新史学与旧史学在若干问题上的比较、历史学与现代人生、如何读史、论史与著史等方面的探讨。胡著则完全超出了当时编撰史学概论性著作的一般写法，或把史学史、史学与其它学科关系等问题放在某些章节中重新认识，形成“史学的意义及范围”、“中国的旧史学”、“史学革命的必要”、“新史学的特质”、“新史学与各科学”、“历史与人生”、“史家的天职”、“史学的进化”等章，实际上是以号召新史学取代旧史学为主线，把史学的各重要问题方面穿插在其中。它与其说是本教科书性质的读物，不如说是个人观点很鲜明的专著。二书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增加了关于史学实践和史学功能的篇章，更在于它们已经可以比较熟练地运用中外史学的理论时间材料来说明自己的问题，而不像有些著作比较生硬地利用，甚至经常是中、外两张皮，各谈一点，无法融会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