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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摆在此类著述及其编著者面前的最艰巨任务是，随着国内、国际学术的发展，相当一些史学理论问题得到了新的探讨，有了新的认识成果，同时又涌现出了一些新的史学理论问题，而我们的著述大都出版了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一直在教学中使用，因此无论从结构、内容、观点和编纂方法上，都需要做较大的调整和补充，不仅反映出学术的进步，也有利于知识的更新。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无止境的，理论认识尤其如此。 本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最大意义，是在与本世纪初期出版的同类著述相比较之后才凸显出来的。它们同样都是打破原有的思想僵局、大胆吸收外来的有价值的学术思想、思想解放的产物。没有这样一种时代氛围，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大量问世，并通过课堂而广泛地传播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正像历史唯物论的史观通过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在20世纪初横空出世一样，20世纪末国际上的各种历史科学知识也能为人们所知，刺激了中国历史学术发展的新路向，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学术的成熟和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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