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变而取法于古”
    嘉道以来，随着清政的渐渐陵夷，和外患的日趋深重，变革时政的呼声逐渐成为实际的革新浪潮，经世改革、洋务自强、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四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前后连贯。有着强烈经世救时志愿的皮锡瑞，于此时代潮流，先有所感受，继而投身其中，戊戌时期积极宣传和推动湘赣两省的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蓬勃展开之际，又在湖南热情兴办新学；他先后就变革科举、革新教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等提出许多具体主张，并对晚清改革进行理论探索，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变法思想。皮锡瑞曾多次自述说：“抗论时事，盱衡今古，鄙宋明之贫弱，慕汉唐之富强，少作诗文，多是此种议论。”（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综观他的变法言行，可见其变法思想的萌生和成熟，始终与“参考历代史事”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甲午战争前，在思想相对封闭、于西学新知未予迎受的情况下，皮锡瑞出于革除晚清弊政的实际需要，对历史上的改革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格外关注。早在1873年，他就比较同样依托《周礼》进行改革的王莽和王安石，说“分明一样周官法，犹胜荆舒但理财”，意谓王莽能变制度，优于王安石只知敛财；他吟咏范仲淹，有“倘能更制度，何至用荆舒”，惋惜庆历新政未作制度法令的变更，没能革除赵宋积弊。（注：皮锡瑞：《师伏堂诗草》卷一，长沙，思贤书局，甲辰本，夜话有感呈杨霖生、和元人十台诗、读史二十六首、渡江南归轮舟中作、京口二、读史二十六首、读史二十六首。）1874年，皮锡瑞又专作《王安石论》，称赞王安石能锐意变革，然而志大才疏，不足以任大事、谋大政，不知对症下药，一革赵宋积弊，徒侈求富求强。皮锡瑞批评他循着“欲强兵，必先聚财，欲聚财，必先科敛”的思路改革，造成新法之弊过于旧法，百姓受困更甚于前，加上用人不当，结果宋廷未获变法之益，反受变法之祸。在皮锡瑞看来，宋之积衰，非因贫弱，乃在体制有弊，“失在内积嫌疑，制过繁重，外托忠厚，弊内委靡，赏加无名，刑废不用，财不外散，兵无专属”，以致富拥四海反而仰屋嗟贫，势席全盛反而输金送帛。因此他认为变法的关键在革除弊政苛法，“使能惩其敝辙，振其颓唐，上罄推心之诚，下免掣肘之患，雄边巨镇，委以重兵，郊赏冗官，除其滥费，变牛毛之法，网漏吞舟，任虎牙之将，权寄授钺，守府虚器，戒周末之文弱，矢志变法，挞鬼裒荆，仿商家之骏厉，则积弊可渐革，富强可立致也。”（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三，诸葛亮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王安石论、演连珠。）后来他又指出：“宋法最陋，本宜变，特所变者，在去其猜防苛细之法，以尽人之才。荆公误以为当致富强，乃愈形贫弱。”他还指斥当时反对派“误谓一切不当变，而又无致富强之术”（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壬辰年八月十日。）。可见，皮锡瑞一再批评王安石，并不是反对变法，而是认为变法首在变更制度。他关于变革的思考，因有史事可鉴，一开始就能深入到体制的层面。
    评论王安石变法时，皮锡瑞提出“琴瑟贵乎更张，而猝然更之，则弦绝”，认为改革要谨慎从事，反对猝变和过激主义。事实上，主张渐变、不求速效以收实效正是皮锡瑞变法思想中的重要一项，他曾明确提出：“一切不变，施之今日，固不相宜，扫地更新，望之今人，亦恐难逮，宜去其太甚，尽其所得为守旧、维新。”（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劝诫维新者不必与旧法完全决裂，认为扫地更新的方针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1898年3月底，《湘报》刊出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提出“改法以同法，通教以绵教，屈尊以保尊，合种以留种”，公开宣扬全盘西化，引起守旧人士激烈反对。皮锡瑞对易鼐的观点很不以为然，而赞同“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坚持变法应该走平和、渐进之路。对于变科举、废八股，皮锡瑞本来心情急迫，但要付诸实施，他却很不同意一朝尽变。当时还有人以为学堂既办，科举将废，人才必定全出于学校，皮锡瑞却说：“窃恐一时未能及此”，他再次援引王安石变科举的故事，指出：“昔荆公尝欲变科举一出于学校矣，而卒未能尽变。宋时惟太学有三舍之法，升至上舍，即可出身，不必由进士，而进士科卒不废……将来变法，恐亦只能如此，太学出身与进士并重，未必能遍开学堂，全废科举。”（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手稿），藏湖北省图书馆，戊戌年三月十九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初六日、三月二十日、七月廿九日、闰三月十六日、四月初七日、七月十七日、七月十八日、四月初三日、四月初七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一月廿八日。）后清廷大规模兴办新学时，皮锡瑞即以旧式教育与利禄之途直接关联，力主给学堂学生奖励功名出身，来加快新式教育的普及。（注：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8、80～81、98～103、33、81页。）
    皮锡瑞的另一个重要变法思想--反对尽变西法，更是他“善变而取法于古”的变革思路的产物。在评王安石时，他强调变法要对症下药，“用药期于瞑眩，而昧者用之，则病增”，批评王安石未能找准北宋积衰的病源所在，没有从根本上革除北宋的弊政苛法。1895年，对西学尚疑信参半的皮锡瑞曾提出：“现在之事，宜先清内乱，严惩贿赂，刻绳脏吏，责帅以法，实事求是，乃可变法，且必先改宋明陋习，不必皆从西法。”（注：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8、80～81、98～103、33、81页。）1897年以后，皮锡瑞对西学的态度已有根本改变，公开倡导向西方学习，要求引进西学以自强，可是，随着对维新运动越来越多的参与和思考，他更加明确地提出反对尽变西法。（注：详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戊戌年二月十五日、二月十七日、三月十四日、四月初七日。）皮锡瑞反对一切效法外人的变法论，虽是因为他坚守夷夏大防，以为“变夏用夷，尤非善变”（注：皮锡瑞：《师伏堂骈文》卷三，诸葛亮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演连珠、孔融荐祢衡论、王安石论、演连珠。），和担心变法不善，不仅西法未能学到，连中国固有的文化也会丧失，然而从根本上看，是由于他对时政弊病的根源有迥异于常人的分析。皮锡瑞始终认为，清朝沿袭宋明成制，多有缺漏、苛虐，“今法多沿明，明法又本于宋，与唐以前判然不合”（注：皮锡瑞：《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九次讲义》，《湘报》第57号。），而他一直“鄙宋明之贫弱，慕汉唐之富强”，并归因于汉唐之制甚美，而宋明之法多弊。因此在他看来，只要革除宋明弊法，恢复汉唐良规，国家就会强盛，民族就能有振兴，即其所谓“必先改宋明陋习，不必皆从西法”。直至清末新政时，他还说：“方今言变法，尤宜讲求古今通变，汉唐以上，何以富强，宋明以下，何以贫弱，诚于历代沿革得失升降之故，了然心目，思所以善变而取法于古，有不必尽学于四夷，而自可以强中国者。”（注：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8、80～81、98～103、33、81页。）可见皮锡瑞始终反对一味取法外国，强调变法要参照本国历史经验，从古今之变和历代治乱得失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