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关于春秋时代史事的大部头著作的写定相适应，各种题材、体裁、体例及语言风格不同的史学作品、半史学作品的普遍出现，为历史学的进一步成长及古典史学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尝试和可贵的经验。
    《楚辞》之学，至于晚近，如日中天，有极大的进展。一般利用神话学、民族学、考古学各方面的新观点和新材料，来考察《九歌》、《天问》上的各种问题，都有卓著的成绩。《天问》是屈原见到祠庙上的图画，有所感触而作的。自王逸（《楚辞章句》卷三）以来，学士文人大都相信这一说法。其实《楚辞》中的作品，和图画发生深切关系的，除《天问》而外，《九歌》亦观图像而兴感以发。古代楚人、蜀人、滇人都有壁画及夷人图谱，其内容大都以历史故事为主题。这种形式后来演变成为连环式的图画。象畲族所流传的《盘瓠故事图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些形式、风格比较近似的历史图象，显然是属于史学启蒙时期的原始记事形态的范畴。而《天问》之作，应当是战国以来借图画以存鉴戒（如所谓“铸鼎象物”）的观念的一种反映。
    屈原的学问主要的两个来源，一个是齐学的稷下学派（屈原曾二次使齐），一个是楚人的历史著作。据姜亮夫先生研究，屈原的祖先是莫敖--管天文、郊祀的官，懂得许多历史。屈原以楚之亲宗的身份作过三闾大夫这样的宗官（即后代之宗正，亦即屈家世守之莫敖），因此，他可能是楚国史官的继承者，如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作太史令一样。[⑨]这样看来，《天问》便是屈原以史官的身份所写的一部严肃而又特别的历史作品了。
    《天问》所言历史，夏代最详，尤详于禹传子前后及夏初建国一段，约有二十多件，这大概与夏同楚的族源有关系。此外，《天问》记殷事十二三件，记周事仅八九件。这种厚古薄今的现象恐怕与北方史官文化的正统史学关系甚为密切。自清人刘梦鹏（有《屈子章句》，清乾隆年间藜清堂刊本）尤其是王国维，以出土之甲骨与《史记》、《天问》作“二重”比较研究，发现殷之先公、先王王亥、王恒、王季以来，《天问》作为一部巫官文化浓厚的历史作品，或如范文澜所说--史官文化与巫官文化合流的一部杰作，才最终真相大白于天下。至于《九歌》、《招魂》，刘师培亦言：“指物类象，冠剑陆离，舆旌纷错，以及灵旗星盖，鳞屋龙堂，土伯神君，壶峰雁虺，辨名物之瑰奇，助文章之侈丽，史篇记载之遗”。[⑩]不过，从史学史的角度对《天问》及《九歌》、《招魂》等篇章作进一步研究，其中可发掘的问题很多，如《天问》的“发问”式文体，就是一个较突出的课题。已有人从N·弗莱（NorthropFrye）所倡言的“文学人类学”方法予以注意。[（11）]这也应引起治史学史者的足够重视。
    适应或向往新的大一统天下的出现，便产生了象《山海经》、《穆天子传》、《禹贡》之类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相结合的奇崛不经的历史地理著作。
    《山海经》在《汉书·艺文志》列为数术略的刑法类，至《隋书·经籍志》因其多言山川地理，始入史部地理类。到《宋史·艺文志》则归为子部五行类，而清初的《四库总目提要》亦将其列在子部小说家类，以为是“最古之小说”。近代鲁迅先生认为是“盖古之巫书”。[（12）]《山海经》“无家可归”的命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它远非那一门、那一类所能包容的。平心而论，《山海经》虽三万一千余字，但却包罗宏富，诸如历史、地理、天文、历法、气象、宗教、神话、民俗、动物、植物、矿物、医药、水利、地质……等等，是一部难得的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它录于传说、训典而非有心伪造；作者非一时一地一人，而意在“尊其所闻”。故其中有矛盾而未尝自改者，有史实而多杂神怪者。从《山海经》内容的复杂、广泛来看，很可能是云集燕齐的各国学人游士的见闻汇编。其中《海经》部分恐怕在战国初年的东方文化学术中心的稷下官学--如邹衍之徒七十六人那里已初具著作雏形。而《山经》部分如同《禹贡》一样，大概是战国中后期新的大一统趋势的产物，甚至比《禹贡》成书要晚。因此，它既积淀着华夏诸邦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史学传统，又集聚着万国殊域的民俗方物，更反映着新的历史要求。
    《禹本纪》见称于《史记·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华池’。……至《禹本纪》、《山海经》[据《论衡·说天》引太史公曰，当为《山经》]所有怪物，余敢言之也？”班固《汉书·张骞传》亦有此说。此外未见有引称《禹本纪》者。考《山海经》中《海内西经》与之所记大致相同，而《淮南子·地形训》大部分内容酷似今本《海经》的摘要。据此推测，《海经》及《地形训》恐怕来自《禹本纪》。大概刘向父子领校中秘图书时，把《山经》和《禹本纪》合编在一起，改题为《山海经》，这就是这个书名首见之于《艺文志》，也是《艺文志》不再著录《山经》和《禹本纪》的原因。
    《穆天子传》是晋大康二年（281年）汲冢竹书中的一种，荀勖等隶写校定为六卷。荀勖《穆天子传序》云：“其书言同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传》[按：昭公十二年]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此书所记，则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盗骊禄耳三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两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同”。因当年“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故今之传本并非史官原文，惟有若干段落较完整，可与今地印证。其卷一记“帝曰穆满”两次，是书名“穆天子”的原因。称传者，盖晋人所改，其记事多具月、日，可知书名当作“穆天子本纪”，乃编年之史志。近代以来学者研究证明，其中所言道理风俗，多与今之地望相合，它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周代与西北少数民族关系及西北历史地理的编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