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蒙文通先生指出：“到了战国时代，《春秋》由大夫家史发展为诸子，便是专以理论阐述为中心的作品了。虽然它也引用一些历史故事，但其目的只是为了阐明其思想理论，以至常常用自己的思想、观点来把历史故事加以改造，而使它离开历史的真实愈远。……诸子既由家史发展而来，诸子之学大盛，史学当然就渐衰替了。”[（13）]先生此说，本是不易之论，可是尚未引起治史学史者足够的注意，故今略为申论。
    （一）史官性质的转变。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论：“降及战国，史氏无废。盖赵鞅，晋之一大夫尔，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齐之一公子尔，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至若秦、赵二主渑池交会，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鼓缶。”虽然战国时的史官多因袭西周以来的旧名，但其性质已逐渐发生了转变。西周史官分内史（右史）、太史（左史）两系，由于内史出入王府，为王近臣，负责掌书王命，所以职显权重。而太史则在西周晚期以后默默无闻，不见于青铜铭文。战国时代，秦有秩史、御史、内史、长史，赵有御史、内史、尹史、筮史、田部史，齐、魏、韩、燕皆有御史，楚国史官不详。[（14）]在这些有文献可考的“史”官中，秦之秩史是县属吏，置于考公时；长史是一种事务官。赵之尹史是占侯之官，筮史是占梦之官。秦、赵之内史，则多与财政有关。《史记·赵世家》教赵列侯“节财俭用”的内史徐越，其职掌就与财政有关。出土秦竹简《秦律十八种》中所抄专讲内史职务的法律条文《内史杂》十一则，内容大部分与库房、钱粮、苑囿关系密切，[（15）]说明战国时的内史已不在“掌书王命。”这一时期唯一与载籍有关的“史”官是御史，事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及《滑稽列传》。而《秦律十八种》之《尉杂》则规定廷尉每年要到御史处核对刑律，表明御史是属于文秘性质的重要职官，并非专职撰述、记、注史书的史官。由于它与国君关系紧密，所以不久之后又发展为监察性质的职官。战国时代史官的分化以及职能的变化，意味着社会制度正发生着深刻的巨变，这恰恰是史学走向历史哲学的前兆。
    （二）记注制度的废迟。司马迁的《史记》曾部分利用了秦的官史《秦记》，是他写《秦本记》的主要根据。[（16）]他在《六国年表序》中说：“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之王，表六中时事”。这部《秦记》应是秦国史官所记的官史。《六国年表》所记事迹，有许多不见于《史记》别篇的记载，正因为司马迁采录了《秦记》的原文。印证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大事记》，记载从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三十年止。这个很不完备的编年记事，其中有些只有年，没有事情记载好象秦昭王元年就是空白，有好几年亦没有记事情，但仍然是依年编次。虽然我们不敢强说《大事记》的竹简就是《秦记》，但起码它的写法同《秦记》有类似的地方，多数不载月日，可见当时史官惯用日记方式记事，而又过于简易，这正是所谓“断烂朝报”。晋代汲冢发现的魏国史官所记的《竹书纪年》亦有此种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不是原本，是经过明代学者整理的。不论是《今本竹书纪年》还是清人辑佚的《古本竹书纪年》，最早也是经晋人荀勖等人整理的。“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纪晋国，起自殇叔，次文候、昭候，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17）]据此可知其本名当为《晋春秋》或《魏春秋》。此外，《世本》十五篇，虽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18）]“已颇具文化史的性质”，[（18）]，但亦惜墨如金，记战国时事至为简略。古史传说，“君举必书”，而战国史官记事或不载日月，或虽照例编年却不记时事，难道真的无事可记吗？显然不是。风云际会，社会巨变，怎能无事可记？原因只能是史官失职所致。《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官书法不隐、直书其事的现象，每每见于春秋时代各国。孟子旧话新说，恐是有感而发。他感叹世无良史，因而希望能出现一部像《春秋》那样敢于口诛笔伐，为世道衰微辩其缘故的史书。[（20）]正由于当时史官职掌的转变以及书记制度的废迟，所以关于战国时代，没有像《左传》这样一部系统的史书。诚如顾炎武所言，从《左传》之终到六国称王，“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缺佚，考古者为之茫昧”。[（21）]
    （三）秦火焚书。战国以来，不乏焚毁书籍的记载。如关于周室班爵禄的制度，孟子曾明确地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以致“其详不可得闻也”。[（22）]由于当时各国的史记都是以本国立场记事的，所以不免互相讥刺贬损。如赵惠王与秦昭王会于渑池，赵王鼓瑟，秦国的御史就写道：“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当秦王击缶的时候，赵国的御史则写道：“秦王为赵王击缶”。[（23）]所以秦灭六国之后，焚毁诸侯史记，这自然是意中的事。司马迁就曾慨叹道：“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24）]固然，秦火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如众所知，记载春秋史事的《国语》无论是左丘明的原纂本，还是战国初的汇集本，载八个诸侯国之事，独无秦语，按理也应在焚毁之列；同时六经、诸子也同样是在秦火之列，但到汉初司马迁作《史记》时，仍保存不少，而且以战国时代的作品为多。[（25）]相反，记战国时事的只有《战国策》一书，然系纵横家所习之读本，内容凌乱，且多悬拟之辞。另外，据章太炎《秦献记》讲，秦人很看重历史，而且秦亡时肖何入咸阳而抢收图书，但有机会阅读“石室金匮之书”，及“天下遗文古事”的司马迁，却仅见不具月日的《秦记》。这些事实说明，战国时史书其所以荡然无存，其根本原因不在秦火。
    （四）权变、演说术故事的编辑。战国时代学者重视社会局势的变革，却不关心当代史的撰述。故辄采撷《春秋》及百家杂语，以分析古今成败之迹，为当时统治者提供借鉴。司马迁说：“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26）]刘向《别录》又说，《左传》由吴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按：《抄撮》即《铎氏微》），授虞卿”。[（27）]后来“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28）]所谓“上采《春秋》，下观近世”，就是适应“近世”政治上的需要而将《春秋》分门别类地加以辑录，以为成败得失之借鉴。此外，“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29）]《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公孙固》十八章，乃“齐闵王失国，问之，（公孔）固陈古今成败也”。由此可知，战国以来的诸子已把历史作为一种范例的历史哲学，作为某种实用的指证或成败得失的教训，其目的都是为现实政治提供历史经验和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