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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战国游说之风盛行相适应的权变之书，更是把历史作为一种实际目的的演说术的作品。这就颇象B·克罗齐所说的那样“演说术或修辞学的历史”。这是一种以实际历史为前提，终究目的却是利用历史的讲述为手段或手段之一的实际活动。因此，“修辞性历史（把它叫作实用性历史更正确些）是由两种因素组成的，即历史与实际目的，二者殊途同归，即实际活动”。[（30）]战国时代的百家诸子为了争取国君的信任和重用，为了驳倒反对派，都要游说诸侯。战国中期以后，在齐、秦两大国东西对峙的斗争中，出现了合纵连横的复杂斗争形势，纵横家在发动合纵连磺的斗争中，更是讲究游说。因为讲究游说，就有人按照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前人游说君王的书信和游说辞搜集汇编起来，编成各种册子以供学习和模仿。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原无书名）二十七章，有十章见于《战国策》，八章见于《史记》，除其重复，只有十一章著录过，其余十六章都是佚书。这二十七章文献包括书信、游说辞、对话记录等，有专门记言的，有记言兼记事的，还有记言记事并附议论的，绝大多数篇章均无作者或游说者的姓名。其编排次序杂乱无章，不按时间先后，有几篇已残缺不全，内容不能十分明了。此外个别错字的脱落之处，也未易一一订证，甚至有几段文字被抄书者颠倒了位置。[（31）]由此可见，这由竹书转抄过来的帛书，是秦汉之际编辑的一部“长短纵横”之学言论的选本。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曾说：“臣向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32）]所谓《长书》、《修书》，当是《短长书》的简称，“短长”就是纵横权变的意思。所以司马迁说“谋诈用而从（纵）衡（横）短长之说起”。[（33）]这些权变故事，原本是游说之士练习游说用的脚本，对于历史事件的具体经过往往交代不清，有的只约略叙述到游说的经过和游说的结果，因而，其中不免夸张扩大，甚至假托虚拟。涉及到历史事实方面，有的出于传面，有的出入传闻不同，记载有出入；有的就随意虚拟悬想，根本不顾历史的真实性。如苏秦、张仪游说各国合纵连横的长篇说辞，就属于这种性质。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战国部分，由于史料上存在着如此复杂矛盾的现象，记载就比较紊乱，存在着不少错误。总之，就这些“权变”故事的性质而言，显然是属于诸子的范畴。若与《韩非子》（本亦权变故事集）、《吕氏春秋》诸子书相比，其性质和内容大体相同或接近（如《韩非子·说林上》其中战国故事有十六节，与《战国策》相同的就有九节之多）。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战国史籍汇编的《战国策》，其性质却是诸子权变学的结集，恰恰证明战国中晚期以来随着诸子哲学的兴盛而史学走向衰落。司马迁说：“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34）]也说明战国时代“诸侯相兼，史记放绝”，[（35）]没有什么史书可供采撷，而要撰写战国时事，只能从诸子的权变故事中拾遗排比，这正是史学走向衰替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