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9年冬到延安，至范文澜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有长达30年的友谊，这对范文澜的学术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毛泽东不但是担负着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非凡政治家，而且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精湛的学识，因而考察这一问题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于对范文澜的学术所产生的影响本身，而具有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文化意蕴。
    一、研治中国历史的学术取向之形成
    范文澜到延安，直接促使他走向通史研究的道路，此后又长期以近代史为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他之所以确定上述学术取向，实则毛泽东和党中央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此以前，他在天津、北京、开封各大学任教，开设的是经学、《文心雕龙》、中国上古史、文学史等课程，并未有研究中国通史的计划。到延安后，组织上即交给他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的任务，为干部学习文化之用。当时正值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和指挥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战争，而能将各级干部学习中国历史与如此紧迫的民族解放战争相联系，并且提到日程上来，则显然是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毛泽东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和他所撰写的重要文章中，一再突出地论述学习历史、了解中国国情是指导当前伟大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培养爱国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一精辟的思想。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把全党干部学习历史知识，作为与学习革命理论和深刻地了解实际运动的情况相并列，提高到指导当前伟大革命运动所必需的条件的高度加以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1939年10月他所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不学习历史是造成教条主义者错误的根源之一，他说：“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1]（P,611）同年12月，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供党内广大干部学习理论和文化知识的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共有三节：“中华民族”；“古代的封建社会”；“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即是概述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主要特点。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重要文献中，又精辟地论述对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所应采取的科学态度：“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1]（P,707-708）总之，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是指导当前伟大运动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教育全党和人民群众的一项崇高任务，同推动当前社会前进、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紧密地相联系。毛泽东一再论述的问题，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思想，范文澜适逢其会，接受了党中央交给的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明确地以此为著述宗旨，这就极大地提高了他的思想境界，拓宽了他的视野，从此，编撰一部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具有科学性内容的中国通史便成为范文澜长期致力的目标，而以往熟悉的经史典籍则为他研治中国通史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范文澜在1943年以后也把近代史研究作为自己多年研究的工作重点之一（中国通史固然包括近代史，但因中国历史有几千年，故在客观上研究中国通史的人总把古代史作为研究的重点），同样直接受毛泽东的影响。1940年夏秋间，范文澜应邀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作了三次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讲演。前两次毛泽东亲临听讲，并读了他的讲演提纲，并于9月5日致信范文澜，赞许他“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并鼓励说，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于目前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斗争，必有大的影响。又特别询问范文澜：“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是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2]毛泽东的这番话，对范文澜的触动很大，研究经学史要特别关注近、当代，研究历史当然也要重视近代史。以往范文澜长期研究经、史，研治范围在上古及中古阶段（《文心雕龙》产生于南朝），要将近代也列为研究重点，不仅是领域空前扩大，而且是艰巨的转移。他的学术渊源中有浙东学派研究当代史、经世致用的影响，他在撰成《大丈夫》以后，已经显露出把著述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的倾向，到河南以后又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抗战动员和宣传工作，并针对抗战时局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又意味着此一空前扩大和艰巨转移存在着可能性。对范文澜进一步的推动，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作的著名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发出号召，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去研究，作为党在理论、文化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恰好到1941年底，范文澜已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两宋至鸦片战争前部分（原来计划《中国通史简编》也包括近代史部分，但未必有范文澜后来所看的那样重的分量）。整风运动结束之后，他便全力投入《中国近代史》的写作。此后，近代史一直成为范文澜学术工作的一个重点，包括：（1）撰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册）这部有巨大开拓意义、享誉海内外的著作。（2）他一直物色、培养和聚集近代史研究的人才，在他的关心和带动下，形成了建国以后近代史研究最早的队伍，并且创建了近代史所这一有关键性意义的研究基地。（3）范文澜在20世纪40-60年代还发表、出版了有关近代史的论著多种，如：《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等，都使史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受到启发和教育，对于近代史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1945年《中国近代史》（上册）著成，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部书起到教育了好几代人的作用。在此几十年间，一提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就自然地和范文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