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确立以“实事求是”为治史的指导思想，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
    范文澜受到毛泽东更为深刻的影响，是他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他对教条主义的学风深恶痛绝，以极其严肃严谨的态度对待学术事业。
    毛泽东思想的特征，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在1937-1942年理论工作的重心，便是结合哲学上、政治上、战争的战略战术上、学风上的各项紧迫问题，深入地阐释这一基本原则，揭露教条主义学风的各种恶劣表现，清算其危害。这些重要论述在全党得到有效的贯彻，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中国革命起到了拨正航向的作用。党内的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去吓唬人们。教条主义者不去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而凭主观臆断作决策，结果在他们的错误指挥下，致使在1931-1934年间，根据地的革命力量损失达90%，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达100%，并造成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苏区长征北上，实行战略大转移。党内还有经验主义者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面经验，不能从全局上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写于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两文，便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哲学观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一切真知都来源于实践。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结合各种生动的事例，论述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矛盾存在于一切之中并且存在于一切过程的始终；不同事物的矛盾以及矛盾的不同侧面又都各有其特点：前者是矛盾的普遍性，后者是矛盾的特殊性。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号召全党将曾经严重危害革命事业的教条主义恶劣学风彻底铲除：“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P,534）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用精辟的语言，对众所周知的成语“实事求是”作了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由于他的解释极其深刻和精辟，就成为中共党史上克服了教条主义，走向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引的新阶段中的科学箴言。
    中国革命所经历的这场内涵极其深刻、意义极其巨大的变革，使范文澜经受了一次洗礼，哲学观和学术观得到了升华。既然“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革命事业挽救失败、开辟通向胜利道路的惟一正确指针，那么，对历史学家范文澜的直接启示便是，使他极明确地认识到，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乃是“新时代史家研究工作获得高度科学性成果”的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从这以后的30年岁月，他始终如一地以此作为全力以赴、孜孜不倦追求的目的：一方面努力掌握唯物史观的精髓，磨砺指导史学研究工作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从事极其艰苦的史料搜集工作，运用唯物史观原理进行深入的分析，总结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性，尤其着力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阐发共同性与独特性二者的统一。这一指导思想异常突出地体现在他到延安后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之中。1941年5月，他为《中国通史简编》完成所写的《序》中，开宗明义即强调必须通过研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1954年，他所写的长篇论文《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问题》（即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绪言》）中，明确地论述在研究中国自秦汉起成为统一国家和汉民族形成这一理论问题时，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观点。他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从此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东汉末年由军阀混战而分为三国，唐时由藩镇之乱而扩大为五代十国，两次封建割据在秦汉以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可以说是短期的、变态的（十六国割据，汉族地区不是主要发动者，北朝与金是外族侵入，当别论），而统一是长期的、正常的。中国何以能够保持长期的正常的统一状态呢？“因为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自北宋起，全国范围内政治联系性加强了，这个共同体也更趋于稳定。封建统治者因而有可能加强中央集权，压制地方割据势力，使不能公然活动，政治上的统一又前进了一步。秦汉以后的统一，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封建割据状态’，不过程度上北宋前后确有些不同之处”。[4]因为汉族社会确实存在着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所以统一力量与割据力量作斗争，总是以统一力量取得胜利而告结束。即使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暴力和阴谋企图分裂中国，但并不能真正达到它们的目的。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即是说，决不能用偶然为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而欧洲，在封建制度下是国家“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国”，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某个民族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才能够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民族整体。因此，在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无论城市和乡村都出现了要求破坏封建割据状态的有力趋势，越来越多的人们要求结束中世纪以来无休止的战争，要求结束长期的漫无目的的破坏状态，如同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发展》中所描述的。而中国，则早在战国时就出现了各国民众反对无休止的割据战争和要求统一的趋势，推动了秦汉时期全国实现统一。由此证明中国统一国家的出现和汉民族的形成，的确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决不能拿欧洲的历史或经典著作的某一段话硬套，那样做必然探求不到历史的真相。
    到1957年，范文澜应邀到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座发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特别谆谆告诫要使史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首先必须大力破除教条主义。“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他称教条主义是“伪马克思主义”，予以严肃的批评。范文澜结合自己多年的切身体会，讲了两条医治教条主义的有效方法。一是，他提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钥匙，是学好毛泽东的几篇基本著作，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这几篇东西，固然要逐句逐段反反复复地去读，同时还必须把学到的东西，作为标尺来检查自己原有的读书方法，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认真地推敲自己为什么不对头，为什么有错误的原因。这种原因的发现是很困难的。找出了这个原因，就要痛下决心、下苦功夫来改正，马马虎虎是不行的。这样学而思，思而学，反复深入。”二是，他总结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应当采用先“区分”后“结合”的方法，避免生吞活剥。因为，历史科学是研究历史上的问题，问题即是事物的矛盾。凡是矛盾，一定包含着普遍性，同时也一定包含着特殊性。普遍性就寓于在特殊性里面。马列的著作，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都是运用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密切结合起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所谓先“区分”，是指：“学习经典著作，一定要区别哪些是普遍规律，哪些是特殊规律。把它们的特殊规律放在一边，用来作参考。”所谓后“结合”，是指：“把普遍规律结合自己的特殊规律，来解决自己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如果不懂得把马列书中所讲的、只是属于欧洲的特殊规律而没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区分开来，拿其特殊规律随便套用，就必然处处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如果不懂得把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就不能认识中国历史的具体特点，阐发历史发展的实质。他说：“例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的指南。列宁说过，这本书，‘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既然如此，是否可以原封不动地搬来讲中国古代史呢？不行。恩格斯在书中固然把普遍规律指出了，但这些普遍规律是同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结合着的，它们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和中国相比，就有很多很大的不同。列宁接着说，‘我所以提及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列宁明明告诉我们从这部著作中学习观察问题的方法，并没有说可以搬来搬去套别国的历史。”[5]熟练地做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地战胜国内外敌人的根本保证。范文澜在延安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学习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以后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一贯自觉地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始终以做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治史之鹄的，这是他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