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积极地提倡和模范地实行百家争鸣
    范文澜受到毛泽东又一重要影响，是积极地提倡和实行百家争鸣的学风。“百家争鸣”正式作为指导全国文化、学术工作的方针，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1956年提出来的，而学术研究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则在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和筹办《历史研究》杂志时已经提出。这与郭沫若和范文澜这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对古史分期观点不同，需要展开讨论、争鸣大有关系。在古史分期上，郭沫若主西周奴隶说，范文澜主西周封建说，形成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两大派，毛泽东当然熟知这种情况，实行“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最早向史学界提出，与这种背景大有关系。故1953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开会时，陈伯达即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宜把方式弄得死板”，考虑由陈寅恪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并提出“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开一下门，像顾颉刚也可以找来。增加几个研究所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营搞起来，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沫若、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织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讲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的问题，实际上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意见。[6]当时，范文澜即建议在这个会上考虑把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作为讨论的底稿。1956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全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发展文艺、繁荣学术的方针，范文澜在《学习》发表《百家争鸣和史学》一文，结合史学界如何坚持实事求是、扎实钻研的学风和反对教条主义不良倾向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发。他说，好的农夫，必须有足够的土地，然后工具和技术有所展布而大有收获。史学工作也一样必须掌握大量史料，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予以全面的深入的钻研，才能得出切实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认识。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人，鸣不出引人注意的声音，对于发展学术毫无裨益，更不用说教条主义者企图一鸣惊人，结果只能是让人生厌的一片鼓噪。在百家争鸣中，能否虚心听取别人的好意见，也存在着根本不同的两种态度和两种结果。他说：“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是条文神圣的态度。前者得到进步。后者拒绝进步。”抱实事求是态度的人，或者限于看到的史料不够，或者片面地观察史料，或者不善于运用科学方法作分析，或者理解经典著作的原理原则有偏差，因而作出来的判断不符合事实。经过批评，使自己发觉病原，这时对批评者将感激不尽，有什么不可以改正？改正了就有进步。他们当然也免不了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比较容易改正。教条主义者则抱条文神圣的态度，他们“本来就不重视作为客观事实的史料，不管批评者指出的是什么事实，反正我的条文明明白白写在经典著作上。我既不伪造条文，那我就不能理睬你那些事实。所以，他对正确的批评也是不能接受的，任何反教条主义运动，对他说来都是不相干的，因为条文神圣不可侵犯。”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和鼓励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要勇于发表，展开争鸣，以辩明真理，繁荣学术。理解实事求是的态度，长期、深入地搜集史料、分析史料，提出确有根据的新见解，不断推进对中国历史问题的认识，并且摒弃教条主义习气，唤起中国史学工作者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普遍原理的活力，正是讨论执行“百家争鸣”方针题中应有之义。范文澜坚信贯彻这一方针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必定会为科学地揭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195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演讲中，他以鲜明的态度，针对由于搞“运动”，大学里有不少教师不敢讲出自己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的不正常情况，强调说：“比如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我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5]（P,219-220）范文澜不愧是学术研究中奋发独立精神的有力提倡者，在他的许多论著中，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百家争鸣、虚心接受批评以改正错误等项，完全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就是追求真理，对中国历史获得科学的认识。他在史学界提倡百家争鸣，本人更模范地执行。他很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批评建议，自己又勇于提出并坚持对古史分期的见解，在近代维新派大受贬低的情况下，讲出戊戌维新是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话，在“左”的思潮泛滥的形势下，敢于挺身而出，“保”帝王将相，“保”王朝体系。他自己是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奠基者，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对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阶段如何划分，几次发表文章，主张分为四个时期。当刘大年等几位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学者准备写一部近代史，并提出按照三次革命高潮分期的时候，他完全赞成照这些学者的看法去写，“认为没有必要统一于一种说法”。[7]他的身体力行，对于史学界开展百家争鸣，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四、基于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而产生的强烈共鸣
    以上所谈三项，以研治中国历史作为毕生的学术取向，特别是把近代史研究作为治学的一个重点之形成，确立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毕生治史的指导思想，倡导和模范地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都是范文澜30年治学中受到的毛泽东的巨大影响。以下进而要谈，毛泽东为何会成为范文澜的学术知音？
    自从范文澜到延安以后，毛泽东对他的史学研究一贯地予以关注，并多次给以充分的肯定。刚到延安，毛泽东便亲自把为干部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交给范文澜。开始时要求字数为十几万字，后来又充分尊重范文澜和其他参加编写的同志的意见，不限定字数，需要写多少就写多少。1941年秋，《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在延安出版，毛泽东高度赞誉，称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成的一件大事，说明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科学的著作了。他还建议以后写得篇幅再大些，写它三百万字左右，并评价说：“《中国通史》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文革”开始，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迫害范文澜，毛泽东则利用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范文澜这个场合，大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公开宣布对范文澜的保护。此后全国范围内“全面内战”，到处是“造反”和武斗，谁也不顾及“文化”，学术统统被踩在脚下，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还记挂着范文澜的史学研究，特意派人传话，要他按照自己的写法，把中国通史写完。还有一件事也突出地说明毛泽东对范文澜学术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1958年4月28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文章一开头便提出：
    讲历史，厚今薄古，本来是很自然的道理。现代近代的事情，最容易理解，也最有现实意义。可是，现在史学界的情况恰恰是薄今厚古，越是今的越不讲，越是古的越讲，这实在是一种反常的现象，是一种衰暮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