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行政管理和政治机构的问题。假如一个社会已经进入了国家形态，它势必要建立起一套政治组织机构，以便实施其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职能。一般看来，荷马史诗中对人民大会和长老会议的描绘，似乎就是当时社会存在有政治组织和行政管理机构的反映。然而，荷马所描绘的人民大会，恐怕还很难称得上是一种正规的政治机构，这首先表现在它并没有固定的召开时间和召开次数。在伊大卡，甚至在二十年内都没有召集过一次人民大会。而且，并不是只有作为王者的巴赛勒斯才可以召开该会议，一般的巴赛勒斯也同样有权召集。如，《伊利亚特》开首所讲到的人民大会，就是由阿基琉斯召集的。（注：《伊利亚特》，第3页。）其次，人民大会也没有任何的组织和正规的议事程序，它甚至根本就没有决定权和投票权。巴赛勒斯召集会议，只不过是为了传达信息或了解民意，目的并不是为了进行决策，（注：这一点颇类似于我国古代“询万民”和“朝国人”的作法，但我们却不能把它们视为一种政治机构。参见谢维扬，前引书，第272页。）而人民大会对巴赛勒斯也没有什么约束力，巴赛勒斯完全可以置它于不顾而自行其事。（注：参见M.I.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P92-95；另见G.Starr，前引书，第20-21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它已经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或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机构”，（注：黄洋：《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国家的形成》。）显然是缺乏充分依据的。
    至于长老会议，其作为一种政治机构存在的可能性与人民大会比较起来，就更加显得微乎其微。有学者认为，在荷马社会，“在召开民众大会之前，通常还举行元老会议”，（注：参见G.Starr，前引书，第19-20页；另见黄洋：《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国家的形成》。）其实，在荷马史诗中，在人民大会之前召开元老会议的情况只有一次。（注：参见《伊利亚特》，第2卷。）当然，必须承认，在其他场合，王可能是时常召集贵族首领聚会的，但这种聚会显然不可能是一种正规的政治制度，它甚至也很难被称为是一种政治会议，而倒更像是一种社交活动，是巴赛勒斯们试图寻求自己家族之外势力的支持，并藉此扩大自己声望和影响的一种途径，（注：A.Momigliano,The Greek Symposion in History,E.Gabba,Tria Corda,Scritti in Onore,Como1983,P259.）对此，我们可从法埃基亚王阿尔基努斯召请各贵族长老聚会的情形中见其一斑。（注：《奥德赛》，第7卷。）
    总之，在荷马社会，无论是人民大会还是长老会议，它们都具有明显的非正规性和流变性特征，巴赛勒斯在召集它们时，并不是出于被迫或制度的要求，而它们对巴赛勒斯也不可能形成什么真正的约束力。这就决定了它们尚未发展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从而不可能构成为一种严格的政治制度，并成为执行中央权力的官僚机构的一部分。
    第三，关于社会分层的问题。“社会分层”是现代人类学用来描述社会分化状况的一个概念，相当于我们所熟悉的阶级分化这一提法。在早期国家的定义中，学者们对社会分层发展程度的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不一致，有的认为，在早期国家中，社会分层已高度发展，但尚未形成为真正的阶级，哈赞诺夫便持此说；（注：《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278页；另见谢维扬，前引书，第48页。）但也有的认为当时已产生了阶级，如塞尔维斯。（注：E.R.Service,Profiles in Ethnology,P498-499，转引自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226页。）对此，我们认为恩格斯的论述是绝对正确的，即，既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当然应该存在着了阶级对立。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社会的社会分层已经发展到形成阶级的程度呢？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材料表明，社会分层最初起源于财富和征服，之后便逐渐变得由血统（或称门第或出身）来决定，只有当血统成了人们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时，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才算形成。（注：M.I.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P68.）以此来考察荷马社会，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充当主角的众英雄或巴赛勒斯们都自诩有高贵的出身，但他们地位和荣誉的获得，所靠的实际上主要还是自身的技艺和本领。（注：G.Starr，前引书，第31页。）如，当奥德修斯以乞丐的身份向牧猪者讲述自己的家世时，就说他完全是靠自己的人品和豪强而成为克里特岛上的一位巴赛勒斯的。（注：《奥德赛》，第259-260页。）而在《伊利亚特》中，当诗人讲到阿伽门农试图运用心理学试探军心未逞，结果引起混乱，奥德修斯在制止士兵逃跑时，也只是呵斥他们在“战场和议事会上一无所用”。（注：《伊利亚特》，第32页。）这就意味着，如果谁能在战场上表现神勇和豪迈，在议事会上大展辩才和智慧，那么，他毫无疑问也会成为一位巴赛勒斯。关于这一点，在《伊利亚特》的另一处反映得更加清楚，它明确指出，战争和雄辩是“使人出类拔萃”的重要途径，（注：《伊利亚特》，第207页。）也就是说，巴赛勒斯与普通社会成员的区别，主要并不在于出身，而在于个人才能。
    巴赛勒斯地位的这种非血统性，说明他们还没有构成一个真正的贵族阶级，与古风时期的贵族相比，他们还只能算作是后者的前身。因此，当时的社会只能是一个英雄的社会，而不应是贵族的社会。由于严格意义上的贵族阶级还没出现，与之相对立的平民阶级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荷马史诗中对社会大众的忽略，不能不与此有关。（注：M.I.Finley,Early Greece:The Bronze and Archaic Ages,London,1970,P86.）
    第四，关于固定的领土观念的问题。一个社会一旦形成了国家，便会有明确的领土疆界和主权意识。当然，部落社会也有一定的领土疆界，但比较起来，国家的领土意识要强烈、明晰得多。在荷马社会，我们看不到存在有与国家概念相对应的针对某个固定地域进行统治的意识。荷马史诗中虽然上百次地使用Polis（国家）一词，但它所包含的地域疆界性并不强，大多只是模糊地指一个人的故乡。（注：参见G.Starr，前引书，第36页。）尤其是在《伊利亚特》的船只表中，我们所看到的希腊联军与其说是来自一个个具体的国家，毋宁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荷马社会领土观念的阙如，还可从其战争的性质中得到反映。因为总的来说，当时的战争都还是英雄战争，目的是为了夺取牲畜、赃物或美女，而并不是为了争夺地盘或领土主权，特洛伊战争便是很好的例证。（注：K.A.Raaflaub,Homer to Solon:The Rise of the Polis.The Written Source，载M.H.Hansen主编：The Ancient Greek City-States,Copenhagen,1993.）只是到了公元前八世纪中叶后，领土的观念才逐渐强烈起来，战争的目的也随之转向土地的控制。（注：A.Snodgrass,The Rise of the Polis;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载M.H.Hansen，前引书；以及K.A.Raaflaub，前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