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氏族部落社会，中央管理和权威是不存在的，表现在部落首领是由选举产生的，且从根本上说其地位是与部落成员平等的，他们至多不过是在年龄、能力和智慧等方面受人尊敬而已，实际“并没有任何控制权，也不能对向他求助的人强加任何决定”。（注：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页。）关于这一点，摩尔根的论述早已使我们视之为当然了，而其它人类学的材料也没有与之相左的地方，所以在此无须多加赘述。但酋邦社会的情况却不同，在那里中央管理和权威已经存在了，其代表就是酋长。酋长的权力是很大的，他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实权人物”，不仅有权控制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还可以占有他人的财物，且他的这一权力是不受部落成员的制约的，有时甚至还被认为是神明赐予的。（注：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477页。）由于在部落社会中部落首领尚且并未超出一般成员而占据显著地位，所以社会分层现象是根本不存在的。（注：参见G.Starr，前引书，第17页。）但酋邦社会中酋长的独特权力和地位却使得社会产生了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正是社会出现分层的具体表现。
    至于酋邦社会与国家的区别，则纯粹是中央权威以及社会分层发展的程度的问题，即在国家中，中央管理和权威已经成了一种社会性质的存在，或和塞尔维斯的话来说，就是已经变成了正规的政府；社会分层也已高度发展，并最终形成了经济和政治利益相对立的阶级。而在酋邦社会中，所谓的中央管理和权威还只具有个人的性质，表现在酋长职位的世袭制原则还没有得以最终确立，即酋长的权力主要还不是来自于正式的法规，而是还要依靠个人的人格、能力等。（注：参见G.Starr，前引书，第18页。）在社会分化问题上，酋邦社会虽然已经超出了原始的社会平等，首领们拥有了一定的社会特权，但他们却还没有构成为占有社会主要的生产资料或在政治上实施高压的统治阶级；与此同时，一般社会成员也没有下降到在社会中处于依附地位的程度。（注：参见G.Starr，前引书，第43页。）总之，具有一致利益，产生了共同意识的阶级在酋邦中是不存在的。
    根据上述对酋邦社会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荷马时代的希腊社会正好应该处于人类社会的这一发展阶段上。因为巴赛勒斯显然已经不再是一般的部落首领了，他所拥有的权力正如哈维兰所描述的酋长一样，不仅可以占有他人的财物（如阿伽门农霸占阿基琉斯的战礼），而且也不受一般部落成员的制约（如阿伽门农可以无视民众会议的决定），有时甚至还被神化，如，在荷马史诗中，巴赛勒斯就被认为“受到神的恩宠”，“他们的荣誉得之于宙斯，享受多谋善断的大神的钟爱。”（注：《伊利亚特》，第32页。）然而，正如前文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巴赛勒斯所拥有的这种权力还只具有个人的性质，尚缺乏正规性，并未构成为真正的社会政治权力中心，即政府。鉴于此，我们认为，荷马社会只能是一个酋邦社会，而不应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国家形态。
    辨清荷马时代的社会性质，对我们正确理解古代希腊历史以后的发展走向，乃至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分野，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们国内有学者倾向于认为，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所以能走向城邦制的社会发展道路，而中国所以形成了专制帝国，其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两者形成国家的模式不一样，即认为古代希腊罗马所走的是“氏族模式”，亦即其国家制度是直接从原始时代的氏族组织演化过来的，而中国则走的是“酋邦模式”。（注：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一章之第三节。）经过上述的考察后，我们便可发现，荷马时代的希腊实际上也是一种酋邦社会。因此，要想解释中西方早期国家形态的不同，必须另寻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