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美国与中国》，费正清还撰写了大量的这类著述，包括他与赖肖尔合编的3卷本的《东亚文明史》（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mation;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以及临终前完成的《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他在写作这类著作时同样是抱着一种严肃认真、不断进取的态度。《剑桥中国史》的编辑工作使费正清有机会对中国历史进行更加系统、更加深入的回顾，他也就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高度的概括，从而写出《伟大的中国革命》。但费正清并不满足，在完成《伟大的中国革命》之后，几乎立即开始了《中国新史》的撰写。他几乎读遍了近20年来美国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页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达627位学者的930部作品，从而使美国中国学界在社会史、人口史、考古史及人类学等方面的成就在书中都得到反映，而又经过了作者的融会贯通，成为别具一格的中国通史简编。他总结说：“根据我的经验，‘拾人牙慧’的历史学家影响更持久些。这样的学者说话、写作旁征博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来充实自己。这正是使我们名垂千古的秘诀。”（注：《纪念费正清》，第149页。）这是一个可贵的经验。不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来充实自己，便不可能使自己永远处于学科的前沿，越是到了信息时代越是如此。
    费正清除了写作这些教育公众的著作外，还一直十分关注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走向，除了麦卡锡主义横行之时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外，他在不同时期大胆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1949年夏，中国革命胜利在即，费正清在此时提交给哈佛大学一次讨论会的论文中建议美国政府改变敌视中共的态度，停止支持蒋介石，更不要用美国军队去阻挠中共取得台湾；而应对中共给予事实上的承认，与之保持切实可行的商业和文化往来（注：《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与美国对亚洲的新对策》，《在亚洲的下一步》"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New American Approach toAsia",Next Step in Asia，哈佛大学1949年版，译文参见《费正清集》，第340-345页。）。他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大致上取决于它适合中国舞台的程度，它适应中国的需要和中国的国情的程度，以及它利用中国特有的机遇的程度。”从1961年起，他就不顾麦卡锡主义投在他身上的长长的阴影，经常在美国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短文，阐述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注：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289页。）。1966年3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主持的听证会上，他对知名中国学家鲍大可（A.Doak Barnett）早先提出的改变美国现有的“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表示赞同，主张实行“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认为“孤立北京只能使我们的处境恶化”，而“遏制的目的也仅仅在于遏制，而不是进行恐吓，制造混乱，更不是进行挑衅”。他主张采取迂回的方式逐步改善对华关系：首先允许别的国家与中国改善关系；允许和吸收中国参加多种国际会议、国际组织，直至联合国的各种机构，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打开方便之门（注：《关于中国的新思路》，《大西洋学刊》1966年6月号"New Thinking about China",Atlantic Mont-hly,June,1966，译文参见《费正清集》，第384、355-357页。）。1971年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访华后，费正清立即撰文赞赏打开中美关系的努力，并告诫说，中国与美国是很不相同的，中国人与美国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提醒美国政府对打开中美关系进行充分的准备（注：《观察中国》China Watch，哈佛大学1987年版，第125-129页。）。尼克松访华后，两国关系迟迟不能实现正常化，费正清认为这种状况应该尽快结束，关键是确认一个中国的政策。他在1976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美国的现行政策中，存在着一个中国的理论与美国同两个政权打交道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他敦促美国政府当机立断，早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注：《美国的干涉与中国的前景》，费正清编《我们在中国的前景》"American Interventio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Fa-irbank,ed.,Our China Prospects，哈佛大学1977年版，第11-13页，译文见《费正清集》，第368-369页。）。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许多历史学家不大关注现实政治，认为影响现实政治不是自己的责任，且常常在某种程度上看不起政治学家，以为他们没有什么学问；政治学家也看不起历史学家，以为后者的学问对现实政治没有多少用处。费正清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把对历史的研究与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点对我们也是有启示的。
    第二，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在费正清之前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如英国的马士（H.B.Morse）、法国的高第（Henri Cordier）、美国的丹涅特（Tyler Dennett），他们几乎仅仅根据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档案资料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认为仅有西方的档案和西方的观点就够了，中国的资料是不可靠的，中国的观点是不需要的。他们的著作严格说来只是英国、法国与美国对华关系史，而不是中国外交史。费正清与他们不同。他开启了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风。
    费正清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但他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在中国完成的，他把发掘中国档案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他1932年来中国时，故宫大内的档案刚刚开放，费正清显然是最早使用这些档案的学者之一，很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档案的外国学者。1933年他用中英文档案写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以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卷第2期上发表。这是费正清登上学术舞台的第一步。他对这篇处女作情有独钟，晚年再读，仍认为“是过得硬的”（注：费正清给笔者的信，1990年11月7日。该论文的中译文见，《费正清集》，第167-211页。）。费正清根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更是依据了大量中国档案而写成的。这部专著也许因为太专，不像《美国与中国》那样广为人知。但这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它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牢固地树立了费正清作为晚清外交和制度史方面的杰出历史学家的地位（注：《费正清看中国》，第194页。该书学术价值的一个佐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等编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把《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一书作为重要参考书，在注释中标出引用该书的多达130余外。）。他后来回忆说，此书的完成“结束了我为培训他人而培训自己的历程”（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77页。）。此后，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历史成为费正清的一个学术规范。在他后来的一些学术论文中，如《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等无不如此（注：该论文中译文见《费正清集》，第257-292页。）。他的学生、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易劳逸（Lloyd Eastman）回忆说，“对他以及对他的学生来说，清季文件不仅仅是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手段。它们还是通向另一世界的窗户，在那个世界有活活泼泼的人性特征，有19世纪后期中国官员特有的观察世界的方式。”（注：《纪念费正清》，第89页。）也就是说，费正清不仅把中国档案作为一种资料来源，而且作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特征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