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引导、帮助和要求学生这样做。为此，他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1939年至1941年间，他和他的学生兼助手邓嗣禹接连撰写了3篇文章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第一篇论及清朝公文的传递方式，第二篇较详细地论述了清季档案中的各种公文的类型及作用，第三篇考察了朝贡关系的管理和运作，可以说是运用关于朝贡关系的文件和《筹办夷务始末》的一个示范。论文后来结集出版，即《清代的政府：三项研究》（Ch'ingAdministration:Three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这样具体地讲述清朝文献，向学生讲解其意义及使用方法，在国外中国学界是没有先例的。他还在学生刘广京、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邓嗣禹等协助下完成了《近代中国：1898年至1937年中国著述指南》、《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s Communism,1921-1950）、《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清季史料入门》（Qing Documents:An Introductory Syllabus）等，都是为了教授学生使用中文文献而编写的教学用书。直到晚年，费正清都十分看重这一类书。他写道：这些“目录学著作和清朝文献书目提要一样，对我的学生们不久要开展的研究来说，都似乎是不可缺少的基础”，“读着这卷书（指《近代中国：1898年至1937年中国著述指南》），我至今仍感到兴奋不已。只要我手头持有这本书，我就能随时告诉我的任何一个学生他应找的中文原始资料的有关情况，并让他知道如何去找。”费正清自称“获得了近40年来在哈佛大学开发该项富矿的特权，大约有60种已出版的专著都直接源出于此。”（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98-399、163页。）《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开了系统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先河，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革命的必读书。他的学生和助手史华慈和布兰特（Conard Brandt）在编辑文件的过程中也分别进行了各自的研究工作，写出了题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泽东的崛起》、《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的论文，两篇论文都成书出版（注：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Conrad Brandt,Stalin's Failure in China,1924-192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他的一位同事羡慕地说，“费正清总是做初步的勘探工作，发现矿石，建立采矿公司，而把采掘工作留给他的学生。”（注：《费正清看中国》，第210页。）费正清造就了大量使用中国原始资料研究中国的学者，这在西方中国学界是没有先例的。
    卓有成效的学术企业家
    虽然40年代以前美国在中国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说来，直到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没有东亚研究的传统，也没有支持这一研究的基础设施。从事东亚研究的专业学者不过50人，东亚研究领域与家庭手工业十分相似；中国研究更是不成气侯，来华传教士的一些著作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中国研究成果，如恒慕义（Arthur Hummel）的《清代名人传略》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美国不曾有任何一所大学有像样的中国历史专业，中国研究处于传统的欧洲汉学的樊篱之中。哈佛的情况也一样，校方的注意力放在西方文明上，对亚洲研究的兴趣仅仅在于它能显扬西方文明，几乎没有一个博士生是以东亚史为专业的。所有主要的汉学家都来自巴黎，东亚研究竟成为法国文化的一个分支，要研究汉学，首先要精通两门欧洲语言，然后再学习古汉语。中国研究分散在历史系、远东语言系和其他一些系和专业，仅有的几个学者各搞各的，互相之间缺乏交流和配合，完全没有形成阵营，“几乎连少数这方面专家之间的合作基础都不具备”。人们对近现代中国更是很少兴趣，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利绥（Seri Eliseeff）公开宣称，对179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已越出历史学范畴，只能归于新闻（注：《费正清看中国》，第52、65-68页；并见徐国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第75页。）。
    当费正清1936年应聘到哈佛任教时，他立即主张打破传统汉学的束缚，重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他决心以哈佛为阵地，充分利用哈佛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哈费的名望，建立一个新的领域，一种中国研究的新模式。战后，他的志向更有发展。从1936年到退休的1977年间，他推动了数以百计的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学术研究项目，对促使美国的中国研究成为一个系统的、影响深远和成果丰硕的学科起了比美国任何学者都更大的作用。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的“创建之父”乃是美国中国学界的一个共识。
    1937年春天，费正清首次在哈佛开设了历史课程“1793年以来的远东史”，第二年他开设了使用清朝文献资料的研究班讨论会。他以与邓嗣禹合写的3篇文章作为编写教材的起点。1940年又写成《清朝文献介绍提要》，先是油印供学生使用，1952年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46年他重回哈佛后，立即着手进行中国研究的组织工作。是年，哈佛大学创立国家和区域研究专业委员会，包括9个研究部门，以扩大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1946年至1949年费正清指导中国及其外围地区的区域性研究计划，该计划除培养本科生外，还设有一个硕士点，用两年时间学习语言，接受训练，完成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注：《费正清看中国》，第66-67、225页。）。
    费正清本人是历史学家，但他深知近代中国研究是一种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仅靠历史学家是不够的，因此他不但不排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专家，而且想方设法罗致社会科学家来哈佛充实教学力量。中心的现任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就是社会学家。费正清还把年轻的政治学家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请到中心。他深知法学专家对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性，因此力图从哈佛法学院吸引毕业生到中心工作。当他在伯克利遇到杰罗姆·科恩（Jerome Cohen），知道后者正在学习中文和中国法律时，便立即促成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邀请科恩去哈佛做访问学者，并打听在世界各地是否还有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费正清还一直努力想在东亚研究中心设立一个经济学教授的职位。但哈佛大学经济系却不同意，理由是经济系不应与某个专门学科联系起来，尤其不应成为区域研究的一部分。直到1960年经济系才同意派一位经济学家去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见到26岁的经济学家帕金斯（Dwight perkins）如获至宝，马上给他一个讲师职位，并为他写了许多给日本、台湾、香港学者的介绍信，让他去亚洲各地考察（注：《纪念费正清》，第162、164-165页；《费正清看中国》，第286页。）。在他以及赖肖尔、叶利绥的积极努力下，哈佛大学部分学者组成了“国际研究和区域研究教授委员会”，使原来互不相干的教授们捐弃门户之见，打破学科界限，汇聚到一起，通过讲座、讨论和特定的合作项目，互相交流、补充，促进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由于这个委员会的组织和协调，中国研究逐渐发展为包括对亚洲的人口、社会流动、思想潮流、文化演变、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科举制度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的众多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而历史系又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因为历史学便于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经过费正清等筚路蓝缕，竭力倡导，一种多学科、跨学科的区域研究模式逐渐在哈佛发展起来。
    费正清在给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一个国家也和个人一样，是会发疯的。”（注："Preface"for Gary May,China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Vincent.Washington,DC.New Republic Book,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