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的这一迷宫中，杨先生独辟蹊径，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他首先肯定了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承认相对性，即承认历史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因时而异，因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的。……重视历史的相对性，则会鼓励历史学家去不断探索，不断修正偏误，不断前进，不断激发自强心、自信心和自尊意识。”[2]（P264） 这段话道出了承认相对性的内涵：历史认识因时而异，因人而异。
    关于因时而异，先生认为，“历史总是当代人对过去的探究、思索和辨析……有影响的历史著作和历史理论总是其时代的产物，同时又服务于所处的时代……学历史的目的在于极力正确地认识过去，或不断修正对过去的认识，同时借助于历史经验，极力正确地认识现实和解释现实，并尽可能地预测未来。学以致用，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此。”[2]（P291） 综观先生的史学论著及他的教学实践，无不贯穿着“学以致用”的原则。如他在自己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的导言中就声言，撰写该书是为了“应答时势的需要”，是为了“知往晓今”、“温故知新”、“温故知彼”。关于因人而异，主要是指研究者具有不同的“审视角度、学识厚度、社会阅历和思维方法”[2]（P265），而这又是同研究者的民族情感、价值取向和文化背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用”有正误之分。先生曾在各种场合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反复地强调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愫的重要意义，提出“立足祖国，放眼世界”[2]（P285）。他以美国史研究为例，认为美国人的研究不能代替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国学者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能轻易发现的重要材料，美国学者往往会视而不见，这就是研究者的观点和立场在起作用[2]（P266）。可见，对因时而异与因人而异的强调，在先生那里，已经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了。
    另一方面，承认历史的相对性，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思想随心所欲地解释和书写历史。杨先生旗帜鲜明地宣称：我承认（历史的）相对性，但是反对相对主义，因为相对主义者否定客观事物的实在性，“他们从主观意志出发，把历史研究视作拼凑七巧板”[2]（P264）。相对主义将史学家的主观作用夸大到极致，断言历史纯为个性的发挥，完全否定了历史科学的实证性和客观真实性，或将历史的客观真实推到康德哲学的不可知的所谓“彼岸”。相对主义史学的“致用”也是完全脱离历史真实的，甚至为了现实的某种需要而歪曲和伪造历史。“历史学家若囿于相对主义，则会沉溺于主观随意性，接踵而至的不是固步自封，顽固执拗，便是看风使舵，曲意编织”[2]（P264）。杨先生反对那种把所有历史都看作是当代史的立论，认为过于绝对，不符合科学历史主义的道理，“致用”必须以“求真”为基础。历史不以治史者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治史时应慎于判断，力戒主观臆断，损害材料的客观真实性”。他提倡“不说过分之话，不为哗众之文”，将其视为为史之戒律，史家必备之道德。[2]（P266-267）
    雷海宗先生曾主张将历史分为“绝对”和“相对”两种含义，钱穆则有“客观真实的历史”和“主观意识的历史认识”之议，这体现了史学大师面对史论难题的无奈和困惑，以及试图作答时的自圆其说。而杨先生的深中肯綮之论，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新高度，超越了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两大流派，辩证地为史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首先，先生认为，历史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是统一的，相对性的综合就意味着向绝对性的靠拢。他说：“承认相对性，才能尊重客观，珍重材料，重视条件，并能辩证地从发展角度去审视历史问题。”而承认绝对性，才能发现“滚动的历史长河中事物的相对性”[2]（P264）。处理不好这种关系，就会陷入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而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都属于教条主义，是教条主义的两个侧面。
    第二，他将“求真”与“致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他的历史观中，经世致用观的内涵有二：一是运用唯物史观发现和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二是维护和弘扬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把历史研究同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然，史学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为“工具性”的致用观，其满足人类的自我认识、鉴赏审美和智识兴趣等精神需求的“求知求智”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学术有着学术自身的旨趣和价值实现。
    第三，强调历史学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联系。这里又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分析筛选，鉴别吸收。对于世界史研究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先生认为，“全盘西化，全盘吸收”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均不可取，对西方的东西，既要“引进”，又要“消化”，既不搞自我封闭，也不搞唯洋是尊，是为治学的“火候”[2]（P265）。此外，还有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问题，先生多次呼吁要反对教条主义，要踏踏实实地将理论同对历史真相的探索结合起来。二是要加强对话与交流，既有国内同行间的对话，也有中外学者间的交流， 还有课堂上师生之间的沟通。
    第四，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先生向来反对固步自封，钻故纸堆，主张因时而进，不断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这也是先生长期关注并钻研美国史学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先生提出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是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他认为，传统史学着重文献资料，着重考证，着重叙述，着重政治和军事事件，而跨学科研究则着重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史的综合和诠释，因此就要求历史学同其他学科的靠拢与融合，要求重视边缘即交叉学科。另一个是提倡兼顾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主张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即具体分析的学风。
    第五，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先生认为，博与约二者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博而不约，则缺主攻方向，涉猎范围则不免庞杂，读书易失于浮光掠影，为文易失于泛泛。约而不博，则如盲者摸象，往往以偏概全，作出错误的判断。先生指出，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不是太博，而是太约，宏观研究不够。尤其是研究生，在读期间只为一篇论文而奋斗，却忽略了知识面的扩大，“目无全牛”，“见木不见林”，这不能不是一种缺陷。“博览才能精思”[1]（P270），不论是国别史还是断代史，都必须有通史的坚实基础。融会贯通者，贵在一个“通”字，与“专”相比较，“通还是根本”。
    先生并非专攻史学理论的学者，他的这些珠玑之见，见诸其研究和教学的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