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提倡“读书、思索、对话”的治学精神，注重资料的积累和研究。先生认为，读书是美国外交史研究工作的关键之关键。1986年3月底，在杨先生的主持下，《美国外交政策史》编写组召开学术研讨会，会后，先生前后两次给全体作者发出长篇通函，针对大家提交的提纲存在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先生认为，各章的提纲中没有贯彻好全书的主导思想，没有将美国外交政策置于国内政经背景和国际格局中去考虑，其主要原因在于“读书不够”而导致的知识面过于单薄，眼界过于狭窄。就读书来说，分为读文字的书和读社会的书两种。关于文字之书，先生认为，要扎扎实实地读书，“要集中力量多看些美国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的书籍和论文”。为此，先生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参考书目，他说，“写书目的目的还是解决体系问题，有的书不是美国外交史著作，其用处还在开阔视野，解决体系问题，解决史与论的问题，解决创新问题”。为了配合该书的写作，在先生的主持下，编写组编制了美国外交史中文论著索引，几乎网罗了上个世纪之初以来的全部有关的中文文章和著作。关于思索，先生提出“两张皮”的难题，就是在撰写美国外交史时，如何将美国国内外政治、经济、思潮背景同外交史有机结合起来，“切忌硬性拼凑，累累斧凿之痕”。这就需要缜密的思索。思索的另一个意义是提高辨别能力，提高鉴别吸收的硬功夫，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剖析筛选的本领。先生认为，个人研究和集体合作的关系要处理好，“研究工作有个体作业的特点，往往出现分门立户、各自为政的现象，如何在发挥个人研究的基础上，在某些课题适当组织起来，集思广益，使百川汇为大海，以块块砖石砌成雄伟大厦，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2]（P281）。答案是：开展和加强对话。先生认为，对话势必涉及民主作风和学风的问题，平等开诚的对话是民主作风和学风的体现。 对话不但是学术上取长补短的有效方式，而且是集体科研的必要途径。思想沟通可以避免将集体合作变成单纯的形式拼凑。
    先生反对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就事论事和资料第一的倾向，但是，绝不等于说资料不重要。先生多次强调了资料收集和整理是史学研究中避免陷入主观随意性的保障，为治学的基本功，不可忽视。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之际，先生就先后编译出版了《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和《美国西班牙战争资料选辑》，其中几乎全部是原始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1982年，在先生的指导下，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又编译了《美国史译丛》第二期，包括4篇译文和17件资料，为数虽然不多，但都是精选出来的有代表性的原始资料，大致说明了美国外交史上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三个策略口号的发展过程。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的编写过程中，先生也反复强调资料的重要意义，并且还打算在撰写的过程中编译一本美国外交史资料选辑，但是因种种原因，先生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先生认为，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资料、专题论文和专史。收集资料为万事之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体现了一个人的史学功底。资料收集与分析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鉴别筛选，识别哪些资料是真实的，符合历史真相的。此外还要分析资料文本的历史性，将其放到历史当时的环境和语境当中进行鉴别。特别要注意资料的全面，有利于和不利于自己立论的资料都要进行分析考证、切忌孤证。另一个是外语问题，先生形象地说，无资料，固然是“难为无米之炊”，而无外语，则是无炊具了。
    先生有关美国外交史方面的论著不多，其主要的学术思想都体现在他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当中。但是，先生在美国外交史方面提出的一整套系统而完整的史观体系，影响了我国的美国外交史学的整整一代人，先生的美国外交史学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形成学派的基本条件。
    四、澹泊惜阴，一意探进，做史学研究的底层人梯
    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杨先生的学术思想，那就是“博大精深，高瞻远瞩”。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对我国的世界史学和美国史学起到了奠基作用，而且引领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发展的历程。先生的治学生涯涵盖了整整一个时代。
    先生的辩证唯物史观的形成和治学经历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先生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曾专注于世界通史的研究和写作。1961年周一良和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出版，杨先生参与了其中近代史卷的主编工作。这部通史是我国首部世界史教材，为新中国第一代世界史学的扛鼎和奠基之作。但由于国内世界史的研究刚刚起步，该教材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批判色彩以及教条主义倾向。先生后来时常提起当时撰书的情景，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和反思。这说明，他没有沉浸在过去的成就和荣誉之中，而是与时俱进，不断思索，不仅使其学术思考更加丰厚，而且逐渐体系化，由一砖一瓦而构建成一座宏伟的思想大厦。
    1964年，在先生的策划和主持下，南开大学建立了美国史研究室，从此，先生就“一头扎进”了美国史研究。为了寻找和开辟一个“入口”，先生在美国史学史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这是先生成果迭出的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写出一本有关美国史学史的专著，但是几篇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基本构建了美国史学史发展的完整脉络，同时也折射出先生在该领域的思考和治学的轨迹。稍后，先生还在史学史的大海中遨游之际，又开始涉足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实际上先生对外交史的兴趣蓄之已久，早在30年代，他在贝利门下接受的就是外交史的训练，回国后写作了大量的时评文章，也是出于对外交和国际政治的兴趣和关注。解放后，由于当时先生给自己定下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世界观的改造，而这项任务又是宏观的，必须在学习和研究通史的过程中实现思想改造的目标，所以先生只好暂时放下对外交史的爱好。如今，转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才又回归外交史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最终的成果除了数篇文章外，主要是一部主编的专著，即我国首部美国外交通史《美国外交政策史》。这部书可以说是凝结了先生对美国外交史的全部思考和观点。至此，先生在世界史学的天地中已经积累了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研究起来完全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可以说是处于一种自由王国的状态了。
    其实，在对专史的研究过程中，先生始终没有脱离对通史的思考，他不仅对学生们发出“博与约”的号召，而且亲自信守并践行着这一治学原则。1990年，先生与陆镜生先生合著的《美国史新编》出版，该书放宽视野，将经济发展、社会演进、思想文化变更和外交扩张溶进了美国史的庞大框架当中，这不能不是我国的美国历史编纂的一次新的尝试。2004年，先生与张友伦先生合主编的《美国历史百科辞典》问世。是年，先生88岁高龄。这本160万字的辞典共收集了有关美国史的词目共4千2百余条，表面看来，这是一本“学科建设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具书”，实际上是在参阅了国内外有关辞书、专著、文献的基础上写成的，保持了科学性和客观性。应当指出的是，先生担任的主编，绝非挂名，而是实实在在的在“主”，在“编”。4千多词目，先生亲自审看了1700余条，有些词目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审阅的。先生在主编外交史时，也是强忍病痛，坚持工作，大到结构的框定、内容的安排，小到全书字数的控制、附录的撰写、初稿的打印、出版经费的筹措等，均亲自过问和操作，先生的学风和工作作风，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最后要提出的是先生会同刘绪贻先生主编的大型丛书《美国通史》。这套30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凝聚了老中青三代美国史学者的心血，历经20余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在2002年结集出版。该书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史研究各自为战、零敲碎打的散兵作战的局面，引导中国的美国史学研究进入了系统化、整体化、全面化发展的新时期。这部通史对美国的全部历史作了极其完整的叙述和评价。从横向看，它不仅论述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历史，还深入探讨了美国的社会、文化、思想、宗教、生活习俗、家庭、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民族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历史。从纵向看，它叙述了美国上自16、17世纪之交，下至20、21世纪之交长达400年的历史。由于时空的广阔，一些历史定位要比专题性的狭窄研究更为得当和准确。杨先生在“编后絮语”中，称总主编的职责只是“各卷史实的衔接、史实有无硬伤、文字是否切实等方面尽力推敲”[11]，实际上，杨生茂、刘绪贻等老一代学者为该书的编撰付出的辛劳远远不止于此。其中包括制定全书的编写原则和体例格式、审阅和修改各卷主编提出的编写提纲、参与撰写的各单位间的联络与协调、与出版部门打交道等，都是在先生等人的亲自安排和过问下进行并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