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求研究方法。在“博”与“约”的问题上，先生一贯强调“博”的重要性，“博”即“通”，也就是要渗透美国外交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走向，必须通晓决定美国外交的国内经济、政治、思想意识以及国际的背景，而这是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所做不到或不愿去做的。他们往往视外交为发展国家利益的手段，折冲樽俎的方略，以及外交官们的谈判艺术，因而往往就事论事，对外交的广阔背景不作全面综合研究。先生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延续，是一个国家对国际环境的控制和适应机制”，总之是受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合力”所推动[8]。在这方面，新左派史学有很大的改进，但仍然不能做到将外交与内政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一些外交现象的解释往往脱离实际[9]。先生进一步指出，在国内外因素中，国内因素是基本的、主导的、决定性的；而在国内诸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因素，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其他因素有时不能起决定作用，也不等于说每个具体事件都可与经济因素直接挂钩[2]（P171）。先生在主持编写《美国外交政策史》时，将这一思想确定为统领全书的主导思想。他在整个成书过程中时时提醒撰写组贯彻这一思想，并针对一些章节所存在的同主导思想脱节的问题予以具体而详尽的指正。在全书基本定稿之后，他又叮嘱在附录部分的大事年表中体现“大背景”。如他提议在早期外交中加强对重商主义的论述，在“二战”后的部分加入科技发展、军工复合体、跨国公司的发生发展等内容。人物分析也要注意其经济背景。其中的1815年后国家主义盛行、19世纪40年代工业化开始、1845年天定命运、1890年边疆消失、垄断的出现、社会达尔文主义、1894年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1933年国家垄断出现、重大的经济危机等内容，都是先生提议加入的。他尤其强调“商业资本”、“工业资本”、“私人垄断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和“资本国际化”这五个名词一定要出现在大事年表中。
    第三，以“扩张”作为美国外交史的主线。先生认为，以“扩张”为钥匙，才能了解美国外交史发展的全过程，才能站在宏观的高度，揭示内在的涵义，把握通篇的基调。首先，美国本身即是英国商业资本扩张政策的产物，到北美大陆的第一艘船就带去了资本主义，同时也带去了商业精神和扩张意识，以及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一整套价值观念。美国独立后自然就把欧洲殖民者向大陆西部进行扩张的追求，作为大英殖民帝国的遗产继承下来。这是出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扩张是资产阶级的本性[8]。然而这一分析并没有到此止步，《美国外交政策史》一书的第一章写道：“地理大发现时，西欧诸国跨过大西洋，寻找向东方拓殖的道路。北美殖民地乃至后来的美国积极从事的横越北美大陆的扩张是洲际商业扩张的这一长链中的一个环节。从这种意义上看，美国人是接过了英国扩张主义的接力棒”[7]（P28）。这已经是站在全球史的高度俯瞰美国外交扩张的历史地位了。先生还指出，美国扩张主义的思想核心是所谓“使命观”。使命观发源于清教徒的宿命论宗教教义，到19世纪40年代发展成为大陆扩张的理论“天定命运”论，19世纪末又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起来，成为鼓吹海外扩张的“新天定命运”，二战后又结合全球称霸，以“承担义务论”的面目出现。先生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使命观的实质和致命弱点是自命不凡、唯我独尊。它自认为在国际事务中享有一种特别的权利，这种民族优越感和自满意识一旦发展到极端，便表现为颐指气使，把自我价值观强加给别人，并设法去驾驭别人，这种霸道作风实际上也把自己置于失道寡助和力不从心的困境。基于这种认识，先生将美国外交发展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大陆扩张时期（1775～1897年）、海外扩张时期（1898～1945年）和全球扩张时期（1946年以后），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政策口号，即作为大陆扩张指导思想的“孤立主义”、适应海外扩张需要的“门户开放政策”和为了全球争霸而制定的“遏制战略”。
    先生关于美国外交主线的认识是同美国外交史学发展的过程息息相关的。美国外交史学形成于20世纪初，背景是美国步入帝国主义时期，开始上升为世界性的扩张大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史学家以理想主义解释美国外交的历史，如比米斯“自由的赐福”、贝利的“使命”说、格里斯沃德的“自决”说等等，实际上是为美国的扩张进行道义上的辩护。这些人在政治上属于孤立主义者，对美国的民主自由传统充满自信。他们对美国19世纪末的海外大扩张感到无法理解，认为追求帝国扩张、夺占海外殖民地有悖于他们标榜的民主传统、民族自决原则和孤立主义准则。但是资产阶级立场使他们无法深刻地阐释海外扩张的社会根源，只能做些表面文章，把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归结为一种不合常规的“大失常”或“大背离”。由于这种无力的辩解无法自圆其说，导致理想主义史学的衰颓。二战后涌现的一批史学新秀面对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感到用传统理想主义所诉诸的“人类理性”已不能说明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作用，他们更为直接地提出，美国的外交行为应以是否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为尺度作出选择。这些被称为“现实主义派”的史学家实际上是想用“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来回避海外扩张的历史逻辑性这一难题，但仍然无法解释美国外交中存在的目标和手段之间的矛盾和悖论。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以威廉斯为核心的修正派（即新左派）史学家敢于直面美国外交的种种弊端，敢于批评美国政府的扩张政策。他们从研究美国国内社会经济入手，探寻美国外交的历史渊源、主流和动力。他们的结论是：美国在完成大陆扩张后迅即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当然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历史逻辑，而非不可思议的所谓“失常”和“背离”[10]。新左派史学的这一论证得到了先生的赞赏和认可。然而，中美学者的两种“扩张说”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首先，先生对美国外交本质的认识来自于他从青年时代形成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霸权外交的反感和嫌恶，以及他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汲取的文化营养和民族情愫。而威廉斯等人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则发端于为美国面临的危机寻找一条出路，为美国政府提供一剂振兴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的动机。因此，威廉斯等人不可能正确认识美国的扩张，只是把“扩张”作为中性名词来使用，认为扩张是一种需要，淡化其侵略和非正义的性质。更有甚者，他最终把美国外交的主导思想美化为人道主义、民族自决原则和使别国按照美国方式生活。而先生则对美国的外交扩张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认为扩张反映的是美国资本集团争夺市场、追逐最大利润的本性，扩张是同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紧密相连的。其次，先生固然主张以经济分析作为研究美国外交史的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又强调其他因素的作用，而威廉斯等人则片面沉迷于经济因素，而忽视社会因素对外交的推动和制约，就经济因素而言，也没有区分对立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异及其对外交政策的不同影响。至于韦恩·科尔的“合力论”，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了。最后，威廉斯为解决美国社会危机所开列的药方是“开放国内门户”，通过社会改革建立一个“社会合作”和“社会均衡”的国家。先生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威廉斯是在“隔靴搔痒”。可以说，对威廉斯学说的前半段，即他的扩张说，先生是有限度地肯定的，而对他的后半段，即最后由外交转向内政，陷入孤立主义的结局，则是持否定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