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先生对特纳的研究始于“文革”之前，那篇评肯尼迪政府“新边疆”政府的文章，奠定了对特纳学说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这个研究成果便是1982年发表的论文《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以及翌年编译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一书，该书不仅收录了特纳的作品，而且其中对特纳学说的点评尤具学术价值。
    特纳的论著不多，但却因一篇论文而声名鹊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纵横美国史坛的进步学派三巨擘之一。先生着力对特纳的边疆史学得以独领风骚的社会背景作了剖析[4]：第一，19世纪末，美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刻，垄断资本的增长和帝国主义的形成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提出了新的社会问题，需要史学家对美国历史作出新的解释。在这一点上，特纳史学充分体现出“致用”的性质。第二，东部对史学研究的垄断同西部的大发展的现状已不相称，需要有人对此提出挑战和进行冲击，为西部“在全国政治的阳光下占取一个地盘”。东部的垄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源说”的泛滥，以特纳的导师赫伯特·亚当斯为首的一批东部史学家认为，体现在美国宪法中的民主主义来源于古代欧洲的条顿民族的原始社会民主；一是职业史学家们一味地推崇西欧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而特纳要想改变当时的史坛陈旧风气，必须提出自己的新史学。第三，“进步运动”的全面开展，也需要有一种“进步”史观下的史学流派。而作为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的进化论和经济唯物论，正是支撑特纳整个立论的支柱。第四，马克思主义传入美国，给美国史学界带去经济史观，但是特纳的经济分析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多大，值得怀疑，先生认为，特纳过于强调美国环境和经验的特殊性，因此对欧洲引进的东西，包括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本能的抵制。先生对特纳史学的背景的分析，实际上为我们展现了美国在19、20世纪之交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大变动的广阔画面，其手笔之大，视野之宽，立足之高，甚至连试图解读特纳的一些美国史学家也无法比拟。他并不局限于对其史学成就作流水账式的评述，而是把特纳放入社会和时代的广阔舞台上来探讨，从一种特殊的角度透视特纳史学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实用性。
    特纳学说的核心就是一个美国史学本土化的问题，其实班克罗夫特也是一种本土化，只是不及特纳来得彻底，但过于彻底就流于绝对，这是特纳学说最受到攻讦的地方。特纳迎合的是泛滥美国上下的“美国特殊”即“美国优越”的民族主义思潮，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不是来自日耳曼的“生源”，而是来自环境，这是特纳学说的一大特征。先生指出，特纳学说另一个特征是反对赫伯特·亚当斯仅从政治制度与宪法的角度去考察美国历史的方法，主张从社会大背景出发建立宏观史学。其“边疆论”可以用特纳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退缩以及美国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边疆说”的内容十分庞杂，特纳赋予了“边疆”太多的内涵，把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变革都同边疆的“流动”联系起来，先生认为，这种“流动”的真正含义，就是扩张。
    在这里，先生一下子就抓住了特纳“边疆假说”的要害：一个是扩张，另一个是种族主义。关于扩张的命题，先生顺便引入了新左派史学的论点，从而将这篇论文同评析威廉斯的文章找到了一个连接点。先生还认为，特纳为美国存在的问题开列的药方就是不停顿的扩张，这显然是在启发读者领会特纳的方案同威廉斯的迥然不同之处，这又是另一个连接点。两篇文章的内容互为衔接，浑然一体，可以对照阅读，可见先生的构思的工致精巧。关于种族主义，主要表现是特纳的“边疆”神话中毫无土著印第安人的地位，或者说把印第安人视为美国文明发展的障碍。这里，先生把特纳学说同世纪之末“新天定命运”扩张思潮的泛滥结合起来，从而点出了特纳“边疆论”效力于美国扩张政策的实用“价值”。
    先生还评析了特纳学说中的“地域论”，精辟地指出，特纳后来将美国史归结为“地域”间的冲突，表明他的“边疆假说”在解释美国社会症结方面已经走到捉襟见肘的尴尬尽头，不得不求助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这实际上也断送了他先前主张的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总之，无论是“边疆论”，还是“地域论”，目的都是对新兴垄断资本与垄断资产阶级进行直截了当的吹捧与辩护，这就是特纳史学应用于现实的全部内容。
    最后，先生着力分析了特纳学说理论基础崩溃的四方面原因，以及特纳学说在“后特纳”时期的发展与变种，实际上，这一部分内容是概括介绍了美国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状况和流向，使读者得以扩展眼界，从总体上对美国史学史有个全面的概览。
    威廉·阿普曼·威廉斯是20世纪60年代风起的美国新左派运动的产物。[5] 先生的论文标明是专论威廉斯的“外交史学”，可能是因为威廉斯牵头的新左派史学的主要成就是在美国外交史方面。但实际上，先生所论述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外交史学，他是把威廉斯作为60年代主导美国史坛的一个重要史学流派的代表来研究的。
    在先生的研究中，似乎从特纳到威廉斯也存在一个断环。威廉斯领军的新左派史学，亦称修正派，何谓“修正”？乃是对保守主义正统史学所鼓吹的“一致论”史观进行清算和修正。一致论史学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进步派的“冲突论”落潮后就已经显露征候，二战后达到顶峰。一致论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企图保持战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保守要求，而在50年代弥漫美国上下的反苏反共的政治逆流则为一致论史学的鼎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不对坚守一致论的正统史学做专门研究，就无法透彻地理解新左派史学。先生明显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多个场合都表示，他的研究对象是5位史学家，而不是3位。其中就包括了一致论的主将丹尼尔·布尔斯廷。然而，先生并没有单独为布尔斯廷写出文章，只在论述威廉斯的论文中作为背景材料使用一个自然段和一个注释谈到一致论，并且还没有见到布尔斯廷的名字。先生曾有过专门研究布尔斯廷的打算，但可能是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而未能实现。这也许是个遗憾，但也不足为怪，先生显然是把一致论和布尔斯廷作为一个“过渡”来处理的。尽管如此，这种绕过，也并不妨碍对威廉斯的评析，因为作为外交史学，威廉斯还有两个针对物，一个是正统的理想主义派，另一个是战后兴起的现实主义派。
    在美国史学史领域内，先生对威廉斯及其学派研究得最多最深，威廉斯的论著几乎通读，威氏的门徒们的主要作品也有细心的浏览，这也许是先生涉足最早并且一直情有独钟的领域当属美国外交史的缘故。